这首七言古诗是送别之作，古人在送别赠行的诗中，往往寓有劝慰之意，这首诗也不例外。作者的友人董元达，是一位慷慨负气、傲骨铮铮的志士，作者在激励他的同时，希望将来有重见之期，并预期彼此都能不改变自己的风格和操守。
开头四句是诗的第一段。前两句指出董生虽然爱好读书，勤奋苦学，但不屑作一般儒生的寒酸、龌龊相，以科举起家，汲汲于追求功名富贵。而有志从军，因而早年就跃马西行，在金城关一带边防要地，参加军旅生活，以图立功绝域。次两句是说，董生虽然久在边疆，但当时西边的夏国，已与宋朝议和有年，所以未能在战场上建立功勋。而边塞苦寒，风霜凄紧，董生在归来之后，已经须眉斑白，面带皱纹了。这一段表明董生胸怀韬略，志气非同一般，而未遇时机；壮图未遂。“先皇召见延和殿”以下四句是诗的第二段。写董生归来之后，曾被先皇在延和殿召见，他在廷对的当儿，议论慷慨，曾使君王为之开颜（天，指天子），但终以年老，虽然诽谤很多，他也不复置辩。慨然脱身高隐，看山江南，暂且不问世事。这一段表明董生在回到京都以后，虽蒙召见，然而并未获得重用。
末段四句点明送行之意。前两句是说，董生南行之后，将越过浪涛滚滚、蛟龙怒吼的长江，作者不知扁舟此去，何时才能归还。这两句深寓惜别之意。后两句的意思是：将来有幸，在大梁城里定能相见（大梁即汴京）。而玉川子的破屋数间，那时也定然存在。玉川子是唐代诗人卢仝的号，作者借以自比。玉川子卢仝一生没有得志，作者也累试不第。除科举之外，作者也还有其他途径可以进身，但他并不低声下气去求别人的推荐，宁愿以布衣终老，所以在这里也以此勉励友人，表明将来相见，自己还是那几间破屋主人，友人也还是那么一个高傲自负之士。
全诗表达了送别友人的磊落旷达之情，不作临别涕泣之语，显得彼此都很有志节，不失自重的贫士身份。
此赋一百八十余字，篇幅很短，但表达的思想很明确，一是叹“士生之不辰”，二是不甘于“没世无闻”。前者与他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情绪；后者则是司马迁特有的衷曲，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它表现了作者为实现志向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全文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这篇赋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罹祸后写的，作者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对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昏昏罔觉”表示极大的愤慨，控诉他们善恶不分，公私不明，揭露统治集团的互相倾夺、贪生恶死、好贵夷贱。篇末“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和“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等语，表露了司马迁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与《报任安书》中的“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相对照。
西汉辞赋表现为大赋，颂扬着帝王功德，润色着帝王鸿业，作者身处被人称颂的“汉武盛世”，控诉着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批判着他们美恶不分、公私不明、互相倾夺、贪生怕死、好贵夷贱之种种丑行、恶行，可谓逆世之道第一人。也正因为此，所以虽克己复礼，仍“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
司马迁不以赋见称，但他生当大赋盛行的时代，流风所及，其赋作也能达到一定水平。这篇短赋在名气上虽不如一些名赋，但也还是颇具特色的。其中的反复铺陈、排比对偶，正是司马相如以来汉赋的主要特征；句式的规整与有节奏的变化比司马相如似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它对后来的抒情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有一定的影响。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毛泽东1961年9月9日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里。
诗人有“从容”之心态，才有“无限风光在险峰”，也不难想像，当时全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在崎岖小路上攀登，在艰难险阻中寻求治国自强的真理，并表现出浩浩傲然之骨气，正是有这样的领导集团，才得以顶住了强大的外来压力，战胜了来自国外的挑战，使国内经济建设事业得以在困难中继续向前推进，“不畏劳苦的人”正在“劳苦”中苦苦寻觅。
此诗头两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是说，在苍茫的暮色中，你看那刚劲的青松，任凭翻腾的云雾从身边穿过，它仍然泰然自若；那漫天飞舞的云雾也显得从容不迫。这两句写劲松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
“暮色苍茫”描绘了“劲松”所处的时空环境，用来象征一种暂时混乱不清的局面。1959年到1961年，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量减产，进口粮食又受到封锁，口粮严重短缺，人心不稳。再加上工业生产也急速下降，人们一时感到恐慌，前途渺茫，迷失了方向。
在“暮色苍茫”的情况下，那些飞鸟也都躲在自己的窝里，惟有那棵不屈不挠的“劲松”送走了多少个“暮色苍茫”的夜晚，“乱云飞渡”是当时的实景，描绘出乱云的凶猛、它象征当时来自国外反动政治势力的压力。具体指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疯狂叫嚣要反攻大陆；各国反动势力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进行了大肆攻击；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面对暮色中的乱云，劲松仍然从容不迫地挺立在那里，毫不动摇；面对各国反动派反华大合唱，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没有被吓倒，而且进行了顽强有力的反击，经受了磨炼，取得了胜利。“仍从容”表示临危不惧、毫不动摇、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气魄。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仙人洞自然天成，它的无限风光在险峻的山峰之上。这两句蕴含很深的哲理。要想看到无限美好的风光，必须登上最险要的高峰。推而广之，我们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扫除各种反动势力的阻挠。要想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必须出大力，流大汗，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那么对一个人来说，要想成为“劲松”，就必须经受住各种艰苦的磨难和考验。
这首诗通过对劲松和仙人洞生动的描写，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本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寓理于景。毛泽东根据照片的内容和生活的实际情况，首先塑造两个主要形象：“劲松”和“仙人洞”。然后塑造“暮色”、“乱云”、“险峰”等次要形象，它们作为背景出现在诗中，从而构成了庐山仙人洞这一“无限风光”的艺术境界。它不但形象生动，气势宏伟，使人深受感染，而且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理，使人得到启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无论是干事业还是做学问，为了实现理想要不懈地追求、奋斗；或者当我们在人生旅途上受到挫折、身处逆境的时候，都应该充满必胜的信心，进行不懈的努力，敢于攀登险峰，去夺得最后的胜利。因此，这首绝句成为了寄情于景、寓理于景的脍炙人口的佳作。
该词上片写伤别之情，开门见山，写离别之状，写离别之时。 下片述别后之思，思后之愿，形容离愁之痛，思念之苦。 全词情景相生而又互相交融。这种写法使句句都能扣紧主题，把离情别恨渲染得十分浓厚，收到感人的效果。
上片写伤别之情。“忍泪出门来，杨花如雪”，开门见山，写离别之状，写离别之时。“忍泪”表明作者对离别的伤心烦天。“杨花”既指离别在杨花纷飞的三月，又借杨花纷天喻作者离别心天如麻的心绪。“惆怅天涯又离别。”一句“又离别”表现“忍泪”、“惆怅”的原因。“碧云西畔，举目天山重叠。”远远望去，要去的碧云西畔，群山层叠，行路艰险。“据鞍归去也，情凄切！”虽离别之心伤，虽路程之艰险，而君命难违，只能“据鞍归去”，凄然而走。
下片述别后之思，思后之愿。“一日三秋，寸肠千结”既是一种夸张，又形象表现出作者与京友难舍难分的情谊。“敢向青天问明月。算应无恨，安用暂圆还缺？”此情此景，作者不禁鼓起勇气责问青天明月：算起来天上应没有可以怨恨的，要不然月亮怎会暂圆而复缺呢？苏东坡有“月有阴睛圆缺”之句，而这里作者用圆、缺对比，以月的圆缺比喻人生聚散。“愿人长似，月圆时节。”月亮无寸艮，暂圆还缺，人生世事更是愁苦。因此作者又对月许愿：愿人生如那月亮长圆的时候，不要再受那离散之苦。一问一愿，把离别时的伤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是用前人诗词较多，然而并不令人感觉到是有蹈袭之弊，所借之笔顺手拈来，又别出新意，为我所用，如同己出。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净洗铛”，虽然是说做好烹调的准备，其实这正是做事或修养身心时虔诚、认真态度的体现。煮肉如此，做一切事情，均须如此。读者可以从这小心翼翼的“净洗铛”中，窥见到苏轼平时修养身心之严谨、真诚。“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水放得不多不少，火要不大不小，这样煨炖，才能将肉烹得又烂又有滋味。苏轼告诉我们，具体实践中，每个环节都要做得稳妥，仔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透过这一丝不苟的准备与实际操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烹调本身，而是与对待人生、修炼自身的一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了。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不时他自美”。煮猪肉，只要方法得当，缓缓煨炖，到了时候，它自然滋味醇厚，美不可言。这两句，说的是煮肉，而当我们联想到人生的时候，不是正好发现，它切中了那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人生弊端吗？人生的成熟感悟，是需要时间的。好大喜功、气浮心躁，得到的可能有一时“战果”，其实是失败的结局。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人生的精彩往往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猪肉这司空见惯的食物，人们并不觉得里边有什么奥秘可寻；像炖煮猪肉这样的家常之事，人们也容易忽略探讨其中精益求精的可能性。苏轼的叹息，除了猪肉本身之外，另有一种可供联想的可惜之意——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种种事物时，或不肯，或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并挖掘其潜力。读者应该从他的叹息中，理解猪肉之情以外的深意——真善美就在我们每日每时的生活当中，发现、创造美，乃是我们大有潜力可挖的人生使命与快乐。联想到苏轼在以上所举《答毕仲举书》里把吃猪肉比为修养身心的象征，将那虚无缥缈的（佛学）“龙肉”之类的玄谈加以屏弃的哲理思考，我们或许能更深层理解“黄州好猪肉”这四句诗歌的另一番味道。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正因为对亲自创造的烹调艺术，十分满意，所以作者竟吃了“两碗”。“两碗”，不但写出了胃口的满不，更写出了心灵的惬意。作者仿佛早就料到了他人的议论与惊诧，他风趣地说，我吃猪肉，腹满心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界对我的褒贬，尽可至之度外。了解佛学的读者，知道佛家最讲“心安”，强调看轻外物（包括他人的议论）、重视内心的安定，因此，可以说，东坡的这一“饱得自家君莫管”之平淡结尾，其实是展现了他的佛学修养，蕴涵了深刻的人生感悟的。
值得说明的是，在吟《猪肉颂》之时，苏轼并没有对他的“猪肉观”的人生思考做刻意的诠释、解说，而全在一片笔墨神行之间，有意无意透露着他的佛学修养与对佛学的借鉴、改造，这一点是需要补充说明的。
苏轼此诗题的《猪肉颂》三字中，看似滑稽，实际是在幽默中蕴涵了严肃的主题的。作者的颂，当然包括了在味觉方面的享受，对自身的烹调创新方面的自得；但是当我们了解了苏东坡当时的艰难处境时，就会在诗人享受味觉美味后面，朦胧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在为人处世方面，永远追求更高远深刻的情味的，将日常生活与理性思考方面达到“知行合一”理想的哲人。尤其是作者将烹调艺术与人生超越的理想有机结合为一体，为我们所做出了典范——猪肉，是猪肉本身，又象是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