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被赶出长安,心情无限激愤和失望。但又看不见别的出路,因而也更加苦闷。在这首送岑征君归隐的诗里,这激愤、失望,苦闷的心情一齐迸发出来,化为对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控诉和同黑暗政治现实决裂的誓言。
第一部分(1~4句)是写岑征君是相门之子,有着谢安一样的雅望。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以腾飞的巨龙比喻岑征君卓越的才能,充分体现了他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第二部分(5~12句)是写送别岑征君当时的情景和想象岑征君归隐鸣皋山的原因。诗中写岑征君有卓越的才能,但竟不容于世,反衬了现实的黑暗。征君归隐鸣皋山虽是无可奈何之举,但隐居生活非常的幽深凄清、恬淡纯净,同权贵专权,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对立的。无论是送别的情景,还是想象中的隐居生活又都表现了诗人极为苦闷的心情。
第三部分(13~20句),诗中描述的君主是封建时代谦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贤士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视权贵的典型。李白在诗中徵引这些古人的典故,用意无非是两个,一是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借以批评唐玄宗的“轻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态度,决不以牺牲人格来换取功名。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值得布衣寒士骄傲的人生追求。
到了第四部分(21~24句),诗人则把满腔激愤,失望和苦闷的心情,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斥责。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诗人表示,再也不能在这个黑暗的现实里呆下去了。这里,他又是用否定一切现实生活,以消极归隐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反抗的,当然反映了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这是一首礼赞梅花的词作。
词的上片赞颂梅花的迷人之姿。首句入笔捉题,直截了当地写梅花“两岸月桥花半吐。”溪水岸边小桥两端的梅花已经绽蕾半开。紧接着直接写梅花半吐的风韵和游人对梅花的迷恋。那半开的梅花通体红透,香气四溢。“肌香”二字以美人暗喻梅花香气袭人冰肌玉骨的娇姿。正是梅花这绝代风彩,才使游人不知不觉中为其所吸引。一个“暗”字、一个“误”字把游人情不自禁的迷恋梅花的神态写足。以下二句“尽道武陵溪上路,不知迷入江南去”用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武陵渔人误入桃源、忘情迷途的典故,反衬江南梅花的迷人风姿。此二句是说人人尽说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的武陵溪畔桃花林的美丽,却不知这梅花半吐的江南风景的迷人。对比之下,更突出这江南桥畔梅花的美丽,表现了主人公爱梅的情感。
如果说上片从色艳香浓的外部面貌来礼赞梅花的话,那么,下片则是从凌霜傲雪的内在品质来颂扬梅花。 过片“先自冰霜真态度”一句,赞扬梅花凌寒独放的坚强品格。“争先”二字突出梅花不畏严寒霜雪的精神,“态度”即姿态品格。紧接着词人用一设问:“何事枝头,点点胭脂污?莫是东君嫌淡素?”意思是:“梅花为何在冰霜严寒之中用胭脂般的红艳去点染枝头?莫非是司春之神嫌冬天百花凋零,色彩过于单调之故?”东君即司春之神。这一设问实质上旨在突出梅花凌霜傲雪的高风亮节,颂扬它给人们带来春的消息。煞尾句“问花花又娇无语”再度褒扬那娇艳的梅花,毫不炫耀自己,默默地装点人间春色。
古之人咏梅词极多,但大多从其冷艳着眼,抒发词人寂寞的情感。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姜夔的《暗香》、《疏影》等等。在他们的笔下,梅花是一个“寂寞开无主”、“此花幽独”的孤芳自赏的形象。而真德秀却能别出蹊径,一扫大多咏梅词人失意孤寂的怨艾,对梅花绰约迷人的风韵作了热情的描摹,对梅花凌霜傲雪的品格作了全面的褒扬。词的氛围热烈,格调高亢。词人真德秀幼即聪慧异常,四岁诵书,过目成诵。十五丧父,依赖寡母力贫教养,又得同郡人相助,才得以入学中举。宋理宗时官历泉州、福州知府,入为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他为人正直,凡是做官所到的地方,皆布惠政,廉声卓著。其学以朱熹为宗,提倡正学,与权奸韩侂胄伪学对抗,使正学得以复明。古代有诗品即人品的说法,由于作者艰苦修身进学、勤政为民、正直不阿的身世和为人,他对梅花的高风亮节进行满腔热情的礼赞,作品也显现出积极亢奋、开朗明快的格调。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这在诗之首章,“遵彼汝坟,伐其条枚”——在高高的汝河大堤上,有一位凄苦的妇女,正手执斧子砍伐山楸的树枝。其实已透露了消息,采樵伐薪,本该是男人担负的劳作,现 在却由织作在室的妻子承担了。读者不禁要问:她的丈夫究竟到哪里去了?竟就如此忍心让妻子执斧劳瘁!“未见君子,惄如调饥”二句的跳出,即隐隐回答了此中缘由:原来,她的丈夫久已行役外出,这维持生计的重担,若非妻子没有人能来肩负。“惄”者忧也,“调饥”者朝食未进也。满腹的忧愁用朝“饥”作比,自然只有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们,方有的真切感受。那么,这倚徙“汝坟”的妻子,想必又是忍着饥饿来此伐薪的了,此为文面之意。“朝饥”还有一层意思,它在先秦时代往又被用来作男欢女爱的隐语。而今丈夫常年行役,他那可怜的妻子,享受不到丝毫的眷顾和关爱。这便是首章展示的女主人公境况:她孤苦无依、忍饥挨饿,大清早便强撑衰弱之身采樵伐薪。当凄凉的秋风吹得她衣衫飘飘,大堤上传送来一声声“未见君子,惄如调饥”的怆然叹息时,令人闻之而酸鼻。
第二章诗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遵彼汝坟,伐其条肄”二句,不宜视为简单的重复:“肄”指树木砍伐后新长的枝条,它点示了女主人公的劳瘁和等待,秋往春来又捱过了一年。忧愁悲苦在岁月漫漫中延续,期待也许早已化作绝望,此刻却意外发现了“君子”归来的身影。于是“惄见君子,不我遐弃”二句,便带着女主人公突发的欢呼涌出诗行。不过它们所包含的情感,似乎又远比“欢呼”要丰富和复杂:久役的丈夫终于归来,他毕竟思我、爱我而未将我远弃,这正是悲伤中汹涌升腾的欣慰和喜悦;但归来的丈夫还会不会外出,他是否还会将我抛在家中远去?这疑虑和猜思,难免又会在喜悦之余萌生;然而此次是再不能让丈夫外出的了,他不能将可怜的妻子再次远弃。这又是喜悦、疑虑中发出的深情叮咛了。如此种种,实难以一语写尽,却又全为“不我遐弃”四字所涵容——《国风》对复杂情感的抒写,正是如此淳朴而又婉曲。
女主人公的疑虑并非多余。第三章开首两句,即以踌躇难决的丈夫口吻,无情地宣告了他还得弃家远役:正如劳瘁的鳊鱼曳着赤尾而游,在王朝多难、事急如火之秋,他丈夫不可能耽搁、恋家。形象的比喻,将丈夫远役的事势渲染得如此窘急,可怜的妻子欣喜之余,又很快跌落到绝望之中。当然,绝望中的妻子也未放弃最后的挣扎:“虽则如毁,父母孔迩!”这便是她万般无奈中向丈夫发出的凄凄质问:家庭的夫妇之爱,纵然已被无情的徭役毁灭;但是濒临饥饿绝境的父母呢,他们的死活不能不顾。
全诗在凄凄的质问中戛然收结,征夫对此质问又能作怎样的回答。这质问其实贯串了亘古以来的整整一部历史:当惨苛的政令和繁重的徭役,危及每一个家庭的生存,将支撑“天下”的民众逼到“如毁”、“如汤”的绝境时,历史便往往充满了这样的质问。《周南·汝坟》在几经忧喜和绝望后发出的质问,虽然化作了结句中征夫的不尽沉默。但是读者却分明听到了此后不久历史所发出的巨大回音:那便是西周王朝的轰然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