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可以辞官，可以守穷，但不可一日无酒，饮酒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所以对于他来说，停止饮酒将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陶渊明却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说明自己对于酒的依恋和将要戒酒的打算。诗中每句用一“止”字，读来风趣盎然，具有民歌的情调。
这首诗大意并不难懂，总体来说是因为饮酒伤身，要“止酒”（戒酒）罢了。但这首诗的“止”字解释起来还真麻烦，如果全按“停止”（戒除）解释，“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这四句就解释不通了。“止”古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止于”，说得直白点，就是“停留在……上面”，那么“高荫”“荜门”“园葵”“稚子”就是都渊明乐意停留在这上面了。但按这个意思解释后面“止酒”又解释不通了。因为“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这两句明显是说“只知道戒了酒不爽快，但不知道戒了酒对自己又好处”。看来这篇中的“止”字，还是前后分成两个意思的。
另外，这首诗在形式上有个特点，每句都带一个“止”字。朱自清先生推测此体早已有之。既然早有此体，就应该有所留传。但在陶渊明此诗之前，又没有例子流传下来。这未免让人对朱自清的推测难以信服。清代陈祚明和吴瞻泰都认为这种每句中含有同一字的写法是陶渊明开创的。即使如朱自清所说，此前已有此体，陶也当是此体较早的作者之一。当然这种写法被后人发扬广大了。明代薄命才女贺双卿，有一首《春从天上来·饷耕》，就是这种诗词极至。
赵长卿这首《阮郎归》，题为客中见梅。词的意蕴是以梅花象征客子，词的主旨在题目藏而不露。
“年年为客遍天涯。”年年为客，极写飘泊时间之漫长。遍天涯，道尽飘泊空间之辽远。词人开篇径言与家乡的隔绝，真实地道出心灵上所担荷的羁愁之深重。“梦迟归路赊”。还家的好梦，总是姗姗来迟，使客子梦中还家暂消思愁的机会都没有。现实冷峻，摆在面前：归路迢递，归不得也。首句述离家之久之遥，已使读者深为之伤感，次句又言客子归家之情，即在梦中亦不可伸更使读者倍感心中的郁闷不可发泄。
短短两句，便可动人之心，词人感情之真挚，笔力之深厚，可窥一斑。显然，客子这一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无端星月浸窗纱。一枝寒影斜。”榻上辗转，忽尔见到那浸透了月光的窗纱上，映现出一枝梅花横斜的姿影。月光溶溶，柔和似水，星光点点，闪铄其间，愈发衬托出梅枝清峻。“无端星月浸窗纱，一枝寒影斜。”一笔便写出梅花“清绝，十分绝，孤标难细说”（长卿《霜天晓角·咏梅》）的神理。妙笔也。
“肠未断，鬓先华。”换头遥挽起笔，不写梅花，转来写人。年年天涯，梦迟路赊，纵未愁断，也已是早生了白发。人自然是：“新来瘦转加。”一天天憔悴下去了。“角声吹彻《小梅花》。”古人常因笛中之曲有《梅花落》，大角之曲有《大单于》、《小单于》、《大梅花》、《小梅花》（《乐府诗集》卷二十四），而想象梅花有情，笛声角声，使之伤心，甚至凋落。当角声吹彻《小梅花》曲之时，正梅花极具伤心难堪之际。
这紧紧衔连客子伤心难堪之至极，此情、此境，究为怜梅耶，抑为自怜耶，不知梅花为客子之幻化欤，抑或客子为梅花之幻化欤，恍难分辨。结句一唱点醒：“夜长人忆家。”此一句最是深情通篇之感触、皆汇于此。年年天涯，何尝不是漫漫长夜今日无眠，数年来又何曾安枕过。以“家”字结穴，意尤味深长。这正是全幅词情的终极指向。而在赵长卿词中，家与梅，又原有一份亲切关系。长卿《花心动·客中见梅寄暖香书院》云：“一饷看花凝伫。因念我西园，玉英真素”。“断肠没奈人千里”，“那堪又还日暮”。可以发明这首词结穴的言外之意。见梅思家，尤为刻挚。结得朴厚、含蓄。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李珣的这首词是写男子对女子的想念，写得清奇流丽，与花间词秾艳香软的基本风格很有些不同。从横向看，倒是与南唐词风颇为接近。
李珣的这首词，与他的另一首《浣溪沙·访旧伤离欲断魂》取的是同题材，不过时间稍有先后。从两词所用韵脚来看，五韵中有三韵相重，估计写作日期也不会相距太远。从内容来看，另一首写的是春天，寻“旧欢”不着，颇觉意外，所以情绪起伏较大。而这一首则写夏秋之际，已是痛定思痛，因此意蕴也就较前首更为婉约深沉。
此词上片首句用的是传统的比兴手法。荷花发出阵阵幽香，不时地飘进廊槛上来。第二句即点出主题，由花香引发愁思，在百无聊赖中实在不堪回忆所爱之人。由于上句已经写明荷花，就使下句的“似花人”变得很具体。第三句进一步说明不堪回忆往事的缘由。旧欢已成梦幻，“她”也不会再来了。这就把词人的绝望心情和盘托出，足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与共鸣。
此词下片写得很成功，历来为人所激赏。第一句写屏风，其上远山含翠，隐约多姿；第二句写竹席，其上竹枝如波纹，十分清澈，给人带来一丝凉意。这两句虽然写的都是眼前景物，但用山水来象征词人与意中人的分离，是十分妥帖的。这两句在艺术上的确堪称杰构。首先，对仗十分工巧，又具有鲜明的词的特色，绝不混同于一般的律诗。其次，“冷铺文簟水潾潾”，比喻新奇，内涵丰富，既有季节特点，又有人的感受，写得十分出色。尤为难得的是，在连续两个佳句之后，并无“才尽”之感，最后一句竟又翻出新意：伤心的思绪在空中飘荡，突然听到一声蝉鸣。蝉鸣，既使作者回到了现实，又提供了很多的想象余地。“断魂”二字，通过“一蝉新”告诉人们，无穷无尽的悲哀正在等待着词人。
李珣《浣溪沙》共四首，笔触清丽，情深意切，正如《栩庄漫记》所说：“其词温厚而不儇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