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词中,以“游春”、“咏春”为主题的作品何止千百篇,但内容大多不外乎“伤春”、“怅春”。赵秉文的这首《青杏儿》不与前人雷同,风格清新,语句明白如话,本色天然。
上片首句:“风雨替花愁”,语句凝炼,一个“替”字,生动地表达出作者对花的关切之情。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娇嫩的花儿必将遭受风雨的摧残。多情的词人不免“替”花儿深深地担忧。“风雨罢,花也应休”,想来当肆虐的狂风暴雨过后,遍地残红,花期也该成为过去了吧。花开又花落,不由人不惜花,而那多情善感的赏花人、惜花人,也就在这花飞花谢、春去春来中白了少年头。所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时光如流水,莫负春光啊,这也是“劝君莫惜花前醉”的缘故。词的上片写至此处,词人表达了几许怅惘悲伤之感。
然而,词人却不想用更多的悲凉、迟暮感来感染读者。笔调轻轻一转,“乘兴两三瓯”,下片意境立刻由沉闷、苦恼转向了明彻、欢快。“莫惜”深化为“乘兴”,揭示人们要积极开创美好的生活,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要尽情享受。两三盏薄酒,听江山清风,观山间明月,柳绿花红,莺飞草长,造物是这样的神奇,大自然是这样的美妙,做人应该“拣溪山好处追游”,得欢愉时且欢愉,莫要自寻烦恼。“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词的结尾表达只要胸襟豁达,有美酒相伴,无俗事缠身,有花也罢,无花也罢,春天永远常在,春光永远无限。
这首词上下片对比鲜明,语言通俗易懂,又不流于俗白,体现了作者的艺术修养和旷达的人生情怀。
这首诗是嘲讽秦观的诗风。秦观是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诗词风格柔弱纤丽,修辞精巧,元好问称是“女郎诗”,露讥讽之意。这表明元好问崇尚的是象韩愈那样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
但是元好问的这种倾向性鲜明的审美观点过于绝对化,文学艺术可以也应当有多元的审美风格。刚健雄浑固然可贵,婉约秀丽也有娱人之美。在诗歌风格上,应当允许审美主体各有其好。不过作为生长在北方,仕于金王朝的诗人元好问来说,倾心于诗歌的雄浑苍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每逢重阳节,人们都要怀念远出在外的游子,异地做客的游子也思念家乡的父老兄弟。中国古代诗人也屡屡在诗中表达重阳节思亲的情怀。如杜甫《九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是脍炙人口之作。而汪元量由重阳节感发的就不仅仅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更为深情的,是对故国的无限眷恋。
小令分上下片。上片主要是对思念故国的情绪和气氛的渲染。开头:“官舍悄,坐到月西斜。”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而作者心绪如麻,不能成寐,面对一弯明月沉思默想,一直到月沉西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汪元量举头望月的所思所想就不仅仅是故乡,而要广泛、深沉得多。“永夜角声悲自语,客心愁破正思家”。这两句紧承上面,进一步表达一种悲痛的情怀。长夜漫漫,角声时起,给人一种绝域苍茫的肃杀气氛,在这阴森恐怖的陌生之地,作者只有悲愤地喃喃自语,聊以排遣内心的痛苦于万一。这种悲痛的来源就是对“家”的无限思念。这个“家”主要是指已经沦丧于蒙古铁蹄之下的南宋王朝,一个大“家”,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自己的小“家”。“南北各天涯”。从南宋临安到元大都,重山叠水,遥距数千里,真可谓天各一方。即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怀念,正是在这样的近乎绝望的境地中,才显得更加悲壮,更加沉重。
词入下片,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思念,由抽象的情绪变为具象的行为。“肠断裂,搔首一长嗟。”作者虽有回天之愿,却无回天之力。作者思念国家、以至肝肠寸断,却只能以搔首长叹作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这只是一种忧心如焚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绮席象床寒玉枕,美人何处醉黄花。”这两句涉及到了作者思家的具体内容。作者想到,往年南宋宫中那些拥金枕玉的美女们,在重阳节总是开怀畅饮,醉赏菊花,尽情欢笑。而今国破家亡,她们就不能象往年那样了。即使她们陪着征服者饮酒赏花,强颜欢笑,但由于物是人非,她们的心情也一定是十分痛苦的。末句“和泪捻琵琶”再次把内在感情化为具体行动。悲愤交集,热泪长流,但又不能跃马扬鞭,奋战沙场,只能捻动琵琶。弹上一曲曲悲歌。在这如泣如诉的琵琶曲中,会有多少作者不敢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情感。
后人在评价汪元量的诗词时说:“唐之事记于草堂,后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又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李珏《书汪水云诗后》)确实,汪元量诗词中对国破家亡的沉痛感,比之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南宋灭亡这段历史,比起安史之乱来更为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