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此词的突出特点在于,把即事叙景与直抒胸臆巧妙结合起来,用凌云健笔抒写慷慨激昂,奔放郁勃的感情,悲壮沉雄发场奋厉的格调。
文学作品的艺术力量在于以情感人。古今中外的优秀诗作,无不充溢着激情。该词即是如此。作者与陈亮,都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词人,都怀有恢复中原的大志。但南宋统治者不思北复中原。因而他们的宏愿久久不得实现。当时,词人正落职闲居上饶,陈亮特地赶来与他共商抗战恢复大计。二人同游鹅湖,狂歌豪饮,赋词见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这首词,就是当时相互唱和中的一篇佳品。词中,作者胸怀对抗战恢复大业的热情和对民族压迫者、苟安投降者的深切憎恨,饱和笔端,浸透纸背。正如周济所云:“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介存斋论词杂著》)。词人这种慷慨悲凉的感情,是运用健笔硬语倾泻出来的,因而英气勃郁,隽壮可喜。
周济还指出:“北宋词多就景叙情,……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介存斋论词杂著》)。与以情为中心的就景叙情不同,即事叙景是以叙事为主干,以抒情为血脉,以写景作为叙事的烘染或铺垫。这首词的上阕,便采用了即事叙景的艺术手法。在追忆“鹅湖之会”高歌豪饮时,以清冷孤寂的自然景物烘染环境氛围,从而深刻地抒发了词人奔放郁怒的感情。
作者作为一名忠愤填膺的抗成志士秉笔作词,胸中沸腾的激情难以遏制,不免直泻笔端。“老大那堪说。”直写心怀,感情极为沉郁。“那堪”二字,力重千钧,义蕴极为丰富。当此之时,英雄坐老,壮志难酬,光阴虚度,还有什么可以说的!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以收复中原为已任的志士们,胸中的烈焰是永远也不会熄灭的。因此,下面“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两句,抒发了作者的壮怀,并且与陈亮的“同志”之情拍合。“元龙”、“孟公”,皆姓陈,又都是豪士,以比陈亮:“臭味”谓气味相投,“瓜葛”谓关系相连。作者与陈亮友谊既深,爱国之志又复相同,因而引以为快事。不久前,两人“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辛《祭陈同父文》)这是大慰平生的一次相会,故在此词中津津乐道:“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词人时在病中,一见好友到来,立即与之高歌痛饮,彻夜纵谈。
他们志在恢复中原,心无俗念,视富贵轻如毛发,正笑世人之重它如千钧。讨论世事时硬语盘空(韩愈《荐士》诗:“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足见议论有力。这几句是他们交谈时情景的实录。因为写在词里,故顺笔插入自然景物的描写。积雪惊堕,状述二人谈吐的豪爽;孤月窥窗,衬映夜色的清寂。英雄志士一同饮酒高唱,雄壮嘹亮的歌声直冲云霄,竟惊散了楼头积雪。这种夸张的描写,把两人的英雄气概与狂放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着一“惊”字,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然而,当时只有清冷的明月与两人相伴,论说国家大事的“盘空硬语”又有谁来倾听呢?在这里,抗战志士火一样的热情和刚直狂放的性格同积雪惊堕、孤月窥窗的清寂冷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形象地写出了在苟安妥协空气笼罩南宋朝堂的情势下,个别上层抗战志士孤雁难飞的艰危处境。这样把写景与叙事胶着一体,更能充分抒发出翻卷于词人胸中的狂努之情。正因为二人志同道合,所以夜虽已很深,但他们仍“重进酒,换鸣瑟”,兴致不减。
如果说,词的上阕主要是作者奔放沸腾的感情融于叙事之中,那么下阕则主要是直泻胸臆的赋体,抒发对南宋统治集团的强烈批判和“看试手,补天裂”的壮怀。词人尽情地驰骋笔力,敷陈其事,倾诉肺腑,写来笔飞墨舞,淋漓尽致。“事无两样人心别。”面对时世,山河破碎,爱国志士痛心疾首,而南宋统治者却偏安一隅,把家耻国难全都抛在了脑后。词人用“事无两样”与“人心别”两种不同意象加以对照,极其鲜明地刻画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庸懦丑态,尽情地抒发了郁勃胸中的万千感慨。词人义愤填膺,向统治者发出了严厉的质问:“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神州大地,山河一统,自古已然,“合”时多而“离”时少。当政者不思恢复中原,反而以和议确定了“离”的局面,是何居心!词语中凛然正气咄咄逼人,足以使统治者无地自容。雄健顿挫的笔力,加重了词的感情色彩,使其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词人想到:神州大地要想得到统一,就必须重用抗战人材,可是当时社会却是“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当道诸公空说征求人材,但志士却长期受到压制,正像拉盐车的千里马困顿不堪而无人过问一样。徒然去购置骏马的尸骨又有何用!词人连用三个典故,非常曲折而又贴切地表达了郁勃心头而又不便明锐的不平。一个“空”字,集中表达了词人对朝中当政者打击排斥主战派种种行为的无比怨忿。笔力劲健,感情沉郁,意境极其雄浑博大。“正目断关河路绝。”词人触景生情,由大雪塞途联想到通向中原的道路久已断绝,悲怆之情油然而生。山河分裂的惨痛局面,激起了词人收复中原的热情。他想起了晋代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的动人故事,想起了古代神话中女祸氏炼石补天的美丽传说,更加坚定了统一祖国的信念,唱出了“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时代的最强音。笔健境阔,格调高昂。用典如水中着盐,浑化无迹,从而丰富了词的义蕴,加强了形象的深广度,呈现出极其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全词的意境也最后推向了高潮,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