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殷商后代宋国祭祀其祖先武丁的乐歌。《毛诗序》云:“《玄鸟》,祀高宗也。”郑笺云:“祀当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孙之孙也。有雊雉之异,又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亦表显之,号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郑玄的意思是《毛序》所说的“祀”是合祀,而他所讲到的“雊雉之异”,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是这么一回事:“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雊)。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 据今人的研究,商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雊雉之异”的传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不无相关。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是关于商的起源的最珍贵的早期文献资料。传说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有娀氏之女吞下燕卵之后生下的。《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上古典籍中对此传说有相当多的记载。《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鸟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如何喜?”《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此外如《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尚书中候》,《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引《诗含神雾》等纬书也记录了这同一传说。更有意思的是:传世的晚商青铜器《玄鸟妇壶》上有“玄鸟妇”三字合书的铭文,其含义表明作此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玄鸟是商部族的崇拜图腾,“天命玄鸟”的传说正是原始商部族的起源神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审视这一神话,可发现它作为一种原型,有其典型意义。有关鸟卵生子的传说长期流传于东北地区,如《论衡·吉验》:“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长白山,……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其果入腹,既感而成孕。”高丽李奎极《李相国文集》中亦有鸟卵生子的传说,与《魏书·高句丽传》所记之事略同。而据傅斯年考证,商部族正是发迹于东北渤海地区。
由此可见,所谓的“雊雉之异”是为了显示高宗武丁的中兴而造出的神话,它正基筑于商民族的玄鸟图腾信仰。商至盘庚而迁殷,发展兴旺,政局稳定。盘庚死后,传位二弟小辛,小辛不幸三年而亡,又传位三弟小乙,小乙即位十年而亡。其时殷道又衰,小乙之子武丁立,用傅说为相,伐鬼方、大彭、豕韦,修政立德,终使国家大治。诗云:“龙旂十乘,大糦是乘。”郑玄笺曰:“交龙为旗,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之者,亦言得诸侯之欢心。十乘者,由二王后,八州之大国与?”中原部族建立联盟后,统以龙为标志,“龙以建旗”。商族在东北兴起后,南下黄河流域,进而控制诸夏。高宗武丁时,中原各部族以车载稻米进贡。诗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则不但是中原诸夏部族,即使是氐、羌等四边民族也纷纷进贡朝见。武丁功业之隆,于此可见。
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人自叹不如草木快乐。如果只着眼文本,就诗论诗,其内容并不复杂隐微,甚至可以说是较简明直露,诗中反复表达的,无非是羡慕羊桃生机盎然,无思虑、无室家之累,意明语晰,无可争议。至于诗人为何产生这一奇特的心理,则是见仁见智不一:或说是赋税苛重,或说是社会乱离,或说是遭遇悲惨,或说嗟老伤生,但谁也无法坐实其事。不过,从此诗企羡草木无知无室的内容观之,诗人必然有着重大的不幸,受着痛苦折磨,才会有“人不如草木”之感。
全诗三章,每章二、四句各换一字,重复诉述着一个意思,这是其感念之深的反映。第一章从羊桃的枝条说起,羡慕其无知而又无忧之乐。首两句起兴,先从客观外物入笔,“隰有苌楚”即是说宽广的沼泽地带长满了羊桃呈现一片繁盛的景象。然后彼而此起,从羊桃而联系人的思想。人在乱离时期,受尽生活的折磨,感到生无乐趣,而看到羊桃的“猗傩其枝”,总不免产生羡慕之情。而羊桃似乎又有意挑逗,将枝条长得“夭之沃沃”,以炫耀其美丽,因为植物是见其乐美而不见其忧愁,而人在“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乐记》)的时候,就会深感其乐并“乐子之无知”。这是因为植物只有生长之灵魂而人却有理性之灵魂,两者所差异,形成如此的结果。
第二章是从羊桃的花说起,羡慕其无家而无累之乐。花草无知,只是尽情开放,人生有情,不免受到家室之累。困而人见花草而羡其无拘无束,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章说“乐子之无家”,反而兴起人有家而不乐,与前章句式相同,只是“花”与”家”之别,其意思则更深入一层。面对羊桃花的欣欣向荣,自不殆而生羡意,其厌世思想,尤为深沉。那种“龙种自与常人殊”的特权思想,也随之一扫而净。
第三章是从羊桃的果实说起,羡慕其无室而无忧之乐。“家”与“室”义同,此章是从前章的“家”而来,进一层说明“豺狼在邑龙在野”的时候,那些贵族子弟“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杜甫《哀王孙》),更是感到家室之累为苦。此章乐苌楚之无室,反兴人以有室而不乐,亦显示了亡国之音的沉痛至极。桧国失国,贵族反受家室之景,见羊桃兴盛而生悲愁,自是人之常情。植物没有感情,不为痛苦所困,没有家室之愁,实在是值得羡慕。这是无可奈何的想法,表现了贵族阶级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强烈不满与无限怨愤。
此诗作者因为不能从忧患中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是值得羡慕的。在写法上,此诗是采用衬托对比,用羊桃“夭之沃沃”之乐,来衬人的无室无家之苦。诗人更不必说自家的痛苦,只是羡慕苌楚之乐,苦与乐同时对比,尤显苦者越苦,乐者越乐。诗人让自己的内心感受,用艺术外化寓深情于诗外,不说一句苦,而苦自深。凡苦之不可言者,自是苦已不堪,这是给人从诗外去体会的弦外音、言外旨与诗外味。诗中说的贵族亡国之愁,而受尽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与剥削,生活倍受困苦的奴隶,其苦自不堪言,连一棵羊桃也不如。这也是从诗外所得的体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揭露得更深刻,更显艺术的感染力量。
本诗采用联想手法,由物及人。
诗人首联先写见到一对洁白鲜嫩的苦笋的感受,不禁眼前一亮。
进而颔联两句直接描写苦笋,并将其人格化,指出“耿介”是此物种的本性,“苦白”是与生俱来的。“耿介”指正直不阿,廉洁自持;“苦白”指俭约过甚,后以坚守白操,矢志不渝为“苦白”。肯定赞美苦笋品性后,诗人自然由此联想到唐朝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征。
颈联“我见魏徵殊媚妩”一句是写唐太宗说,别人认为魏征言行无礼,我却觉得他很妩媚。所以,从本身外部特征来看,苦笋的“苦”便是魏征的“殊”,“苦”味并不爽口,而魏征的“殊”在于直言进谏,而其言行有时着实令人难以接受。从内在气质来看,诗人赞美苦笋的气白便是唐太宗赞魏征“妩媚”,苦笋性情“耿介”,天生“苦白”,与魏征正直不阿,廉洁自持的品格均是受人赏识之处。
全诗尾联议论收尾,指出人才养成既需要发展空间,也要经历风雨砺。历史上的魏征以“犯颜直谏”著称,其言行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好比苦笋的滋味并不适口;苦笋与生俱来的“苦白”,象征耿介性格,与魏征方正的人格相似,应该得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