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是怀古之作,写绍兴福王府遗址的衰败,充满繁华消歇,不胜今昔之感。其表现方法是借景抒情。但曲中并无对景物的精致刻画,也不脱离景物直抒胸臆,而是情随景生,情景紧密结合,句句写景都将作者的联想、幻觉、想象、思考熔铸其中。
全曲运用了三组镜头的特写。第一组特写是起首两句,为府邸的总体印象。一目了然的是遍地沙砾,蒺藜丛生,间杂着开花的野菜。据景实录,光写下“蒺藜沙,野菜花”也无甚不可,但作者显然想得更多更远。他耳边仿佛回荡着当年王府寻欢作乐、宴乐升平的歌吹声,眼前闪现着王公和宫女遍身罗绮、珠光宝气的身影。作者将追想与现实叠合在一起,以“梦断”“香馀”作为两者的维系。“梦”是不用说了,盛衰一瞬,繁华成空,确实就像梦境那样无凭。“香”呢,野菜花倒是有那么一点,将这点微香作为“罗绮”的馀泽,看来就是府中人化为黄土后留给后世的唯一贡献。这一组特写用句内对比的手法,繁华豪奢的昔景使残败荒芜的现状显得更为触目惊心。
第二组特写是中间三句,铺叙了王府园内乱云、老树、夕阳、燕、蛙等现存的景物。这些景物本身是中性的,并非福王府所特有,然而作者在述及时一一加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观色彩的注入,一是通过刻意的组合,让景物所具有的苍凉共性在互相映衬中得以凸现,如“乱云老树夕阳下”之句。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化用典故来实现,这就是关于燕子和青蛙的第四、五两句。“燕”与“王谢家”的关系,经过刘禹锡《乌衣巷》诗句的渲染,已是妇孺皆知。这里劝“燕休寻”,将园内燕子的忙碌穿梭故意说成是有意识的怀旧,悲剧气氛就更为浓烈。“怒煞些鸣蛙”则化用《韩非子》所载“怒蛙”的典故:越王勾践出行望见怒蛙当道,不禁从车上起立,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它们致敬,因为“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榜样)乎”!在作者看来,如今青蛙气鼓鼓地怒鸣,是为了“恨兴亡”的缘故。这一组特写,正是借景抒情。
第三组特写为六、七两句,着笔于福王府建筑物的遗迹。作品选取“铺锦池”“流杯亭”为代表。此两处当为王府旧日的游赏胜所,但其名也有渊源。据《开成录》:“(唐)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于池底铺锦,王建《宫词》曰‘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只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是也。”据欧阳修《跋流杯亭侍宴诗》,唐武则天曾在汝州温泉别宫建流杯亭。亭以“流杯”命名,显然是王府内“曲水流觞”的作乐需要。如今池里是“荒甃”,亭上是“破瓦”,可见昔日富丽堂皇的府第与园苑,到此时只剩了一堆废墟。这一组特写,更带有“当地风光”的性征。
作者将“游越福王府”的所见不厌其详地分成三组表现,可以解释为他惆怅、伤感、愤懑的步步深化。这一切印象的叠加与感情的郁积,便结出了末句的呐喊:“何处也繁华?”这一句既似发问也似回答,盛衰无常、荒淫失国的感慨俱在其中。
这首小令涉及历史主题,曲调沉郁顿挫,与乔吉其他作品清丽婉美的特点有很大差异。这也体现了乔吉对历史兴替的无限慨叹。
人尝论王维诗诗中有画,品《观猎》果不虚言。王维这首《观猎》,以一个“猎”字贯串全篇,生动鲜明地描绘出了一组将军冬日狩猎图。这组将军狩猎图又分为出猎图和猎归图。
首联起句先写角弓鸣响,箭飞劲疾,然后才点出是将军冬猎。在强劲的北风中,传来了开弓放箭的声音,一开头便渲染出紧张肃杀的气氛,然后点明猎者和猎所,确是下笔不凡。
“风劲角弓鸣”,未及写人,先全力写其影响:风呼,弦鸣。风声与角弓(用角装饰的硬弓)声彼此相应:风之劲由弦的震响听出;弦鸣声则因风而益振。“角弓鸣”三字已带出“猎”意,能使人去想象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射猎场面。劲风中射猎,待声势俱足,才推出射猎主角来:“将军猎渭城”。这发端的一笔,胜人处全在突兀,能先声夺人。
具体描写纵鹰击捕,怒马追逐,进一步渲染了打猎的气氛,细致地刻画出打猎的场面,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诗人用“疾”字刻画鹰眼锐利,以“轻”字形容马蹄迅捷,细腻传神。
渭城为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其时平原草枯,积雪已消,冬末的萧条中略带一丝儿春意。“草枯”“雪尽”四字如素描一般简洁、形象,颇具画意。“鹰眼”因“草枯”而特别锐利,“马蹄”因“雪尽”而绝无滞碍,颔联体物极为精细。“草枯鹰眼疾”不言鹰眼“锐”而言眼“疾”,意味猎物很快被发现,紧接以“马蹄轻”三字则见猎骑迅速追踪而至。“疾”“轻”下字俱妙。三四句初读似各表一意,对仗铢两悉称;细绎方觉意脉相承,实属“流水对”。如此精妙的对句,实不多见。
以上写出猎,只就“角弓鸣”、“鹰眼疾”、“马蹄轻”三个细节点染,不写猎获的场面。一则由于猎获之意见于言外;二则射猎之乐趣,远非实际功利所可计量,只就猎骑英姿与影响写来自佳。
颈联的写作,从章法上来讲,一般都要转折,要在上两联的基础上开辟新的境界,转出新意来。但转折时意脉不能与前面断裂。这里的新丰市、细柳营故址均在今西安市附近,两地相距七八十里。细柳营,本是汉代名将周亚夫屯军之地,此处代指军营,即狩猎将军的住处。“还归”照应“忽过”,可见将军返营驰聘之迅速,画面具有飞动之感。诗人于此下一“忽”字,将其猎马之神态、将军之勇敢描绘得淋漓尽致。读到这里,读者闭上眼睛一想,一位将军的形象便会立即跃入眼帘,使人难以忘怀。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描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感觉和喜悦心情。
尾联更以写景收结,囊括全篇,贯通意脉。射雕处,又拱出一典,使全诗更加典雅。据《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校猎时,于云表见一大鸟,射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是一雕。因此,斛律光被人称作“射雕手”。此处是代指将军射猎之处,隐含将军武艺之高强。此处射雕,并非实指。如若实指,则前边的“草枯鹰眼疾”则是白费笔墨。用“千里暮云平”一句结束,尤为精当。将军还归之晚,出猎之遥,全部暗示出来,并给人留下回想的余地。
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是风起云涌,与出猎紧张气氛相应;此时是风定云平,与猎归后踌躇容与的心境相称。写景俱是表情,于景的变化中见情的消长,堪称妙笔。七句语有出典,语出《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精通武艺,曾射中一雕,人称“射雕都督”。此言“射雕处”,借射雕处赞美将军的膂力强、箭法高。诗的这一结尾遥曳生姿,饶有余味。
总的来说,王维的诗,或以悠闲古淡见长,或以豪迈精工著称。此诗气概豪迈,造句精工,章法严整,诗味浓郁。此诗运用先声夺人、侧面烘托和活用典故等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从而使诗的形象鲜明生动、意境恢宏而含蓄。诗写的虽是日常的狩猎活动,但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感染力,表达出诗人渴望效命疆场,期盼建功立业。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742年(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天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词的上阕以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着重叙事而又渗透着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动。“六月天兵征腐恶”,起句突兀而来,首先推出“天兵”与“腐恶”两个对立的意象,并以“征”字相关联,直有一股令人振奋的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以“天兵”指作者所率的工农红军,既显其神威,又张其正义。以“腐恶”指敌人,是形容词名物化的用法,既暴露了敌人腐朽丑恶的本质,又反衬了“天兵”的正义和不可抗拒。中间着一“征”字,可谓兴师有名,仁义自见。这一句从时令“六月”落墨,看似寻常,其实多有包孕。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就其喻指的事物而言,是前句的复现;就其意象创造而言,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推移和转换。“万丈长缨”与“天兵”语意相承,是意象的推移;“鲲鹏”与“腐恶”相应,用以吟指作者所要否定的对象,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意象转换。此前,作者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鲲鹏击浪从兹始”句;此后,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斥鷃每闻欺大鸟”句;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句。其中“鲲鹏”、“大鸟”都被用来喻指作者所赞美和肯定的对象。这里,作者之所以进行异乎寻常的意象转换,以“鲲鹏”属应“腐恶”,意匠在于既真实地揭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虚弱而又暂时强大的两重性本质,又隐约披露作者对当时攻取中心城市的不可能性与危险性的深层的情感判断。“万丈长缨”要缚住那大而“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鹏,气不可谓不壮,然而谈何容易!
正是沿着上述已经隐约披露的深层的情感潜流,作者的思绪很自然地流向了另外的意象空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是以切入的远景转换了意象空间;“红一角”则以鲜明的色彩造成了耀人眼目的视觉形象。这种空间的跳跃转换和鲜明意象的创造,无疑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流向,透露了作者对已经是“红一角”的“赣水那边”分外瞩目的眷顾之情。这种深刻的情感潜流,毕竟是难以抑而不发的,至“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可谓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了。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中对黄公略赞赏有加,不仅仅是因为黄公略所率的红三军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确实是足可倚凭的“偏师”,黄公略本人在关键时刻赞同并支持了毛泽东抵制攻取南昌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他向来理解和支持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坚持在粤北至赣西南赣水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黄公略与毛泽东在革命战略上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是毛泽东足可信赖与借重的。
词的上阕一、二句与三、四句构成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相映成趣的艺术思维空间,笔调也前后相承而又显出变化。如果说一、二句是作者立足于现实而在幻化的意象空间进行形象思维,豪情浩气之中隐然生出一缕深沉的忧思,笔调雄浑而凝重;那么,三、四句则是从虚境回复现实,于深情眷顾中流露出对正确的战略道路及其成功实绩的热情赞美,笔调也显得活脱轻灵。
词的下阕,作者挥洒酣畅的笔墨,紧扣意脉进一步状写革命气势,抒发强烈而深沉的情怀。“百万工农齐踊跃”,是上阕“天兵”、“万丈长缨”等虚拟意象的现实具体化,是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形势的真实描写与概括。“齐踊跃”三字,极富动感,极有力量,既讴歌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又为下句意象空间的开拓引弓蓄势。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紧承前句笔力豪气,一泻万里,势不可遏。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自闽西、赣南北上,纵贯江西,几及全省,而后自赣西北取进逼湘鄂态势,状以“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并非“虚笔”。句中驱遣“席卷”、“直捣”这两个力度极强的词语,意锐词锐,如同雷轰电掣,使得上阕开辟的“万丈长缨”、“红一角”的意象空间急剧伸张拓展,令人心驰神往,了无滞碍,似觉锋芒所向,红旗漫天,以至席卷江西、直捣湘鄂意犹未尽,情不能已。
至此,作者顺势翻笔,凌空一变,由已经极大地伸展开来的外在的意象空间转向逐渐亢奋起来的内在的心灵世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红了一角的古老土地上红旗跃动,百万奋起的工农正迈开排山倒海的行进步伐,“席卷”、“直捣”旧世界的革命气势……此情此景,本身就构成了大气磅礴、悲壮动人的时代旋律、人类史诗。而呼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国际歌》,正是这种时代旋律、人类史诗汇集而成的全世界无产者革命的歌,心中的歌。毛泽东身在此情此景之中,扮演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时代主角,是我唱《国际歌》,还是《国际歌》唱我,自是浑然难分而神思飞越了。所谓“狂飙为我从天落”,正是这种物我浑然的诗家妙语。“狂飙”何物?它既指革命风暴,此为物;又指内心的情感波涛,此为我。二者交激鼓荡,奔突于天,深沉于心,以“为我从天落”言之,信不虚也!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诗人共写了《陇西行四首》,此处赏析第二首。
首二句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接着,笔锋一转,逼出正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征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