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作者《正乐府十篇》中的第二首。这首诗大致可分为三段。
从“秋深橡子熟”至“用作三冬粮”八句为第一段，写老媪拾橡子的艰辛及用途。前四句寥寥数笔，便点出时令、地点、人物、事件和具体活动时间，勾画了一幅孤凄悲楚的荒山拾橡图。“伛偻黄发”，状出老媪筋骨累断、膏脂枯干的形象；“践晨霜”则说明老媪动身之早，天气之寒。从人物形象和动作方面，读者可以看出统治者给人民所留下的种种创伤。五到八句写橡实的拾取、制作之难和它对老媪的“宝贵”作用。一个时辰方拾一捧，一天才可勉强盈筐，拾取橡实实在很难。榛芜冈上橡树丛生，橡子本来很多，老媪起早贪晚却收效甚微，这一方面说明老媪之年高体衰，另方面则暗示出抢拾橡子的决不只老媪一人，从而能以小显大地表现出饥馑遍天下的悲惨现实。
从“山前有熟稻”至“橡实诳饥肠”等十四句为第二段，是老媪的自述，主要写老媪被逼拾橡子的具体原因。“山前有熟稻”等四句，说明老媪以橡实“用作三冬粮”并非懒惰无收，相反，她家的田间所呈现的是稻涌金浪、香气袭人、米粒如玉的一派丰收景象。“持之纳于官”等六句，则写出了导致年丰民不足、老媪拾橡实的主要原因。向官府缴纳赋税犹可，但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官府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他们竟用加倍大斗收进赋税。“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是对封建社会吏治的高度而形象的概括，写出了贪官污吏敢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向农民进行敲诈勒索的心理状态和恶迹。“农时作私债”等四句，是对上述原因的概括回答。“农时作私债”，写出了地主富户对农民的巧取；“农毕归官仓”，则写出了官府对农民的剥夺。正由于地主和官府沆瀣一气，巧取豪夺，所以才使得老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以致饿急了只好拿橡实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总之，这一段老媪拾橡子的具体原因的剖露，入木三分，把唐末统治者的凶残、狡诈和所行无忌的豺狼面目给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了。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着重写诗人耳闻目睹这黑暗现实后内心的慨恨，并对老媪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这首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特色。首先，诗歌在思想上颇具锋芒，作者把批判矛头直指上层统治者。诗人描绘老媪霜晨拾橡图并非目的，而借题发挥，暴露封建统治者残酷榨取民脂民膏以肥己的罪恶，才是诗人的本意。皮日休的超群处，正在于他善于踏着客观描写的跳板，凌空飞剑直下，通过“吾闻田成之，诈仁犹自王”二句的主观抒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王”。在最后一段里，作者运用田成子诈仁成就王业的典故与现实作比，在于说明：田成子主观上虽然假仁假义，刁买人心，但客观上老百姓到底还是从其大斗出、小斗入上得到了一点好处，他也因此而成就王业。而当世唐朝皇帝支持贪官狡吏恣意剥夺，是连表面上的假仁假义都做不到。这样的结尾因用典而趋之含蓄。
其次，赋的手法的运用也很有特色。“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皮日休在这首诗中落笔便直截了当地写橡媪被逼拾橡子的形象和促其行动的原因，不事假借，不用比兴，没有状物绘景，没有刻意求工，而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浸泡在浓烈的诗情中，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充满感情地对事情加以层层敷陈。这里，可以说，事件是骨肉，情感是血液，骨肉血液有机配合，才使诗中的形象能站能行，能歌能泣，从而收到情景逼真、深切动人的艺术效果。
另外，语言质朴通俗，刚健有力，叙事明晰，情发有据，用典活泼，形象生动逼真。
词的上片写病起后的心境。起句写其不思饮食。言其想着强吃一点，效果却不理想，身心状况并没多大起色。次句写因应之策。言其既然“强欲加餐”效果不好，万般无奈，只好陪伴病僧，长期吃斋念经，托身佛门。第三句写自己的心境。言此时此地，内心-片空虚，犹如缭绕的香烟从心头飘过，连一点香灰也没留下，真是万念俱寂，了无尘心，远离世界，清高极了，也淡泊极了，表达出作者超尘脱俗的情思。
词的下片写独坐停云观云、体验云之出没的理趣。“山上”句写云之出岫。陶渊明说：“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兮辞》)此处似化用其意，并以云自比，言自己早年本来无心出去做官，以功名富贵，就像朝来“云无心以出岫”，随风飘流一样，到处漂泊。“次第”二句从“鸟倦飞而知还”脱胎，言自己像出山之云，行雨之后就应归来一样，自己出而做官，为霖为雨，以济苍生，晚来，也是应该的。言外之意是说，落职还乡，也是一种归宿，自慰，真可以说是淡泊以明志。这四句以“云出岫”起，以“和归来”结，完整地体现了“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之意。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此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不能为此言也。”对于此词所写，我们也应作如是观，应当说它表明了作者胸怀淡远，不能以普通景语视之。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