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诗的前四句，首先从刻画祢衡落笔，写他的性格和悲惨的遭遇。曹操经营天下，显赫一时，而祢衡却视之为蚁类，这就突出地表现了祢衡傲岸的性格。黄祖是才短识浅之徒，他杀了祢衡，正说明他心胸狭隘不能容物，因而得到了恶名。
接着四句，举出祢衡的名作《鹦鹉赋》，极赞他的杰出才华。这样一个才华“超群英”的人，命运却如此之悲惨，令人极为痛惜。于是引出下面四句。诗人对祢衡的遭遇愤然不平，他把黄祖之流比作凶猛的恶鸟，而把祢衡比作孤凄的凤凰。祢衡被残杀使诗人哀伤不已，心中如五岳突起，不能得平。
继愤激之情而来的是无限的哀惋。最后四句，诗人为祢衡的才华不得施展而惋惜，为他的寡识冒刑而哀伤。结句把兰蕙人格化，赋予人的感情，似乎兰蕙也为祢衡痛不欲生了。
诗中刻画人物十分精炼，抓住人物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突出了祢衡孤傲的性格和超人的才华。这两点是祢衡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正是李白所引为同调的。诗中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黄祖之流比作“鸷鹗”，对凶残的权势者表示强烈的憎恨；把祢衡誉为“孤凤”，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恰当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而含蓄。
词的上片用西汉二疏（疏广、疏受）故事赞颂孙洙。二疏叔侄皆东海（海州）人。广为太子太傅，受为少傅，官居要职而同时请退归乡里，得到世人景仰。孙洙曾知海州，故云“二疏乡里”。对海州来说，孙洙和二疏一样都是值得纪念的。“水涵空，山照市，西汉二疏乡里”，三句说海州碧水连天，青山映帘，江山神秀所钟，古往今来出现了不少可景仰的人物。前有二疏，后有孙洙，都为此水色山光增添异彩。“新白发，旧黄金，故人恩义深”。三句以二疏事说孙洙。“新”与“旧”二字，将二疏与孙洙联系一起。点明词中说的却是眼前人。孙洙海州一任，白发新添，博得州人殷勤相送，这是老友在此邦留下的深恩厚义所致。
词的下片以乘槎故事叙说别情。《博物志》载：近世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见海槎来，不违时，赍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见妇人织，丈夫饮牛，问之不答。遣归，问严君平，某年某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这是传说中的故事，作者借以说孙洙，谓其即将浮海通天河，晋京任职。“海东头，山尽处，自古客槎去。”“海”与“山”照应上片之“水”与“山”，将乘槎浮海故事与海州及孙洙联系一起。作者的想象中，当时有人乘槎到天河，大概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但是，自古以来，客槎有来有往，每年秋八月一定准时来到海上，人（孙洙）则未有归期。“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归”一方面用浮海通天河说应召晋京，一方面以归期无定抒写不忍相别之情。其中“有信”、“不归”，就把着眼点集中在眼前人（孙洙）身上，突出送别。
此词妙用典故，先以两汉二疏故事赞颂孙洙，又以乘槎故事叙说别情，既表达了对友人的赞美之情，又抒发了作者自身的复杂心绪和深沉感慨，可谓形散而神不散，浑化天迹，大开大合，结构缜密。
这是作者别毛先归的留赠之作。
全诗八句，分两层。前四句写生前，后四句写死后。第一层，一、二两句写对毛喜的勉励，希望他砥砺风骨，恪守规范，为乡梓树立典型，为士林作出表率；三、四两句写自己的慨叹，为自己老境颓唐，病魔困扰，今此一别。恐成永诀而感叹。粗粗一看，这前后两句似乎有些互不相关。实则后者正直承前者而来。其之所以要对毛喜讲一番发自肺腑的临别赠言，是由于自己老病侵寻，后会难期，这才语重心长，殷殷叮咛，表示对老友的厚望。
第二层写死后。这只是作者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从第一层意思中引申出来的。诗人说，如果我在生前不对你提出要求，那么我死之后，即使你敦重友谊，像后汉范式驾着素车白马赶来祭奠亡友张劭那样来凭吊我，可是我已葬身地下，怎还能知道些什么。即使你也像春秋时季札那样，没有忘怀徐国国余心爱其剑的事，仍然在路经徐国时将剑送去，可是徐余已经死了，只是徒劳无益地把剑空挂在墓前的树枝上罢了。
全诗婉转蕴藉的情思，苍凉沉郁的格调，激越回荡的韵昧，读来令人伤怀。诗中用典浅近易解，如羽仪、白马、黄泉、挂剑等，或为世人所熟知，或为名作所习用，虽不注明出处，亦能联系上下文，从字面上获悉其用意所在。此种使事而不掉书袋、练句而不堆词藻的写法，确实值得称道。诗仅用字四十，一笔写下友谊的纯笃、身世的凄凉。其中“白马余来吊，黄泉我讵知”一联，系按流水格属对，意贯思邈，可见功力之深、构思之巧。
这是陆游闲居故乡山阴时所作。山阴地近镜湖，因此他此期词作多为“渔歌菱唱”。山容水态之咏，棹舞舟模之什，貌似清旷淡远，萧然物外，殊不知此翁身寄湖山，心存河岳。他写“身老沧洲”的惨淡生活，正是“心在天山”的痛苦曲折的反映。这首《鹊桥仙》即其一例。仔细品味当得诗人心思、真实处境。
词从南郑幕府生活写起。发端两句，对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段戎马生涯作了一往情深的追忆。在华丽的明灯下与同僚纵情赌博，骑上骏马猎射驰驱，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当时南郑地处西北边防，为恢复中原的战略据点。王炎入川时，宋孝宗曾面谕布置北伐工作；陆游也曾为王炎规划进取之策，说“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见《宋史·陆游传》）。他初抵南郑时满怀信心地唱道：“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因此，他在军中心情极为舒畅，遂有“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的“当年豪举”。词句显得激昂整炼，入势豪迈。但第三句折入现实，紧承以“谁记”二字，顿时引出一片寂寞凄凉。朝廷的国策起了变化，大有可为的时机就此白白丧失了。
不到一年，王炎被召还朝，陆游转官成都，风流云散，伟略成空。那份豪情壮志，当年曾有几人珍视？此时更有谁还记得？词人运千钧之力于毫端，用“谁记”一笔兜转，于转折中进层。后两句描绘出两类人物，两条道路：终日酣饮耽乐的酒徒，反倒受赏封候；志存恢复的儒生如已者，却被迫投闲置散，作了江边渔父，事之不平，孰逾于此？这四、五两句，以“独”字为转折，从转折中再进一层。经过两次转折进层，昔日马上草檄、短衣射虎的英雄，在此时却已经变成孤舟蓑笠翁了。那个“独”字以入声直促之音，高亢特起，凝铸了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声情悉称，妙合无垠。
下片承“江边渔父”以“轻舟”、“低逢”之渺小与“苹洲烟雨”之浩荡对举，复缀“占断”一语于其间，再作转折进层。“占断”即占尽之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无拘无束，独往独来，是谓“占断烟雨”。三句写湖上生涯，词境浩渺苍凉，极烟水迷离之致，含疏旷要眇之情。词至此声情转为纾徐萧散，节奏轻缓。但由于“占断”一词撑拄其间，又显得骨力开张，于舒缓中蓄拗怒之气，萧散而不失遒劲昂扬。“占断”以前既蓄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之情，复于此处得“占断”二字一挑，于是，“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这更为昂扬兀傲的两句肆口而成，语随调出，唱出了全阕的最高音。唐代诗人贺知章老去还乡，玄宗曾诏赐镜湖一曲以示矜恤。陆游借用这一故事而翻出一层新意——官家（皇帝）既置他于闲散，这镜湖风月本来就只属闲人，还用得着你官家赐与吗？再说，天地之大，江湖之迥，何处不可置他八尺之躯，谁又稀罕“官家”的赐与？这个结句，表现出夷然不屑之态，愤慨不平之情，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它把通首迭经转折进层蓄积起来的激昂不平之意，挟其大力盘旋之势，千回百转而后骤现，故一出便振动全词，声情激昂，逸响悠然，浩歌不绝。
这首抒情小唱很能代表陆游放归后词作的特色。他在描写湖山胜景，闲情逸趣的同时，总蕴含着壮志未酬、壮心不已的幽愤。这首《鹊桥仙》中雕鞍驰射，苹洲烟雨，景色何等广漠浩荡！而“谁记”、“独去”、“占断”这类词语层层转折，步步蓄势，隐曲幽微，情意又何等怨慕深远！这种景与情，广与深的纵模交织，构成了独特深沉的意境。明代杨慎《词品》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即此词），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他看到了这首词中的“英气”，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不平之气，清代陈廷焯编《词则》，将此词选入《别调集》，在“酒徒”两句上加密点以示激赏，眉批云：“悲壮语，亦是安分语。”谓为“悲壮”近是，谓为“安分”则远失之。这首词看似超脱、“安分”，实则于啸傲烟水中深寓忠愤抑郁之气，内心是极不平静，极不安分的。不窥其隐曲幽微的深衷，说他随缘、安分，未免昧于骚人之旨，委屈了志士之心。
这首词，读来荡气回肠、确是上乘之作。
这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河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