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作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时清廷于中日战争中大败,作者借咏虫暗伤国事,故词中有“马邑龙堆”之语。
上片起首三句写虫鸣之地、之时。“古墙阴”,由宋姜夔《一萼红》起首“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宜簪”三句化出。“萧飒”本为风声或雨声,如唐陈羽《湘妃怨》“萧飒风生斑竹林”,此处以之拟虫声,颇有新意。而“萧飒”一词亦有萧条凄凉之义,如唐杜甫《相从歌赠严二别驾》“成都乱罢气萧飒”,故此处是既写声音又写形势。第四句说虫是“西风身世”,秋虫和摇落西风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大概是因果报应吧,所以虫的鸣声才这样悲苦。可是这悲苦之音是不被人理解的,“谁念汝”三句写出虫鸣的不入时人之耳。可不,在“月满花香”的美好春日,怎会有你的哀鸣呢!“清商”指古乐府清商曲,曲调哀怨。此句是说秋虫只好孤独地谱写着清商曲调。而商声主西方之音,“清商”亦可指作为五音之一的商声,也就是秋声。上片末三句是说:可惜的是它只能在寒井边吟唱,红楼离得是那样遥远,这样悲哀的曲调是上不了排场的。
下片一开始承上片末三句写虫鸣的环境。“闲庭院,清绝却无尘土,料量长共秋住”,除进一步写秋虫的孤独外,更写出它的清高。它不在污泥乱尘中栖身,也不凑红楼玉筝的热闹,甘在“闲庭院”洒一片充满感伤的秋声,这幕情景无疑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感情在内。“也知”二句是说玉砌雕栏虽好,但“心期先误”,亦即心中即使思念亦无缘分。南唐后主李煜于亡国后作《虞美人》词,思念故国,有“雕阑玉砌应犹在”一语,况氏将“玉砌雕阑”用于这首词中,其中正有丰富的意蕴,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落叶空阶”一句是让步语气,意思是说:如果仅在落叶空阶之处听它吟唱,还不是最痛苦的。那么什么景象才更令人痛苦呢?“寒催堠鼓”一句引出下文,“堠鼓”指报警的鼓声;“堠”,土堡。结拍三句总领全篇,“马邑龙堆,黄沙白草”,都是指战场。“马邑”为地名,汉武帝用王恢计,伏兵于马邑旁,诱匈奴单于深入,欲擒之,单于发觉,事不成,见《汉书·匈奴传》。“龙堆”为沙漠名,《汉书·匈奴传》载扬雄谏书:“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颜师古注引孟康曰:“龙堆形如土龙身,无头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余,皆东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这三句正是对上文“只落叶空阶,未是消魂处”的解答:如果秋虫是在战场上的黄沙白草之中鸣叫,那声音就更令人心酸了。此实暗写甲午之战的惨败,而作者的悲痛心情亦饱含其中。
南宋姜夔作《齐天乐》咏蟋蟀,云:“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寄托了身世之感。况周颐此词于寄托的手法上承继姜夔,但深沉的家国之恨溢于纸端,所感之大远过于姜词。况氏自云:“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蕙风词话》)叙其作词之感受颇为真切。即作词之时,人与物已亦此亦彼、融而为一了。此词寓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颇见出一个旧时代爱国者的拳拳之心,正不可以与一般咏物词仅寓小我之悲者等量齐观。
诗的前半部分写景。“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勾画出阳山地区的全景。春山明净,春江空阔,还传递出一种人烟稀少的空寂。淡淡几笔,生动地摹写了荒僻冷落的景象。接下来是两组近景镜头,“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筼筜是一种粗大的竹子。踯躅,植物名,即羊踯躅,开红黄色的花,生在山谷间,二月花发时,耀眼如火,月余不歇。这一联,可以说是作者为前面一联的冷落景象又点缀了一些鲜艳、明快的色彩,增添了些许春天的生气。上句的“竞”字同下句的“闲”字,不但对仗工稳,而且传神生动。“竞”字把嫩笋争相滋长的蓬勃景象写活了;“闲”字则把羊踯躅随处开放、清闲自得的意态托写出来。这四句诗,先写远景,后写近景,层次分明。有淡墨涂抹的山和水,又有色彩艳丽的绿竹和红花,浓淡相宜,形象突出。再加上哀猿的啼叫,真可谓诗情画意,交相辉映。
这首诗中的景物,是与作者此时的处境与心情紧密相连的。它体现了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静、二是闲。静从空旷少人烟而生,作者从繁华嘈杂、人事纷扰的京城一下子到了这僻远荒冷的山区,哀猿啼声处处有,人间茅舍两三家,这种静与作者仕途的冷遇相互作用,使他倍感孤独和凄凉。这种闲,由他的处境遭遇而来,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悠闲超脱,没有羁绊,然而不免使人触景生情。身虽居闲地,心却一刻也没能摆脱朝廷的束缚,常常被“未报恩波”所烦扰,不能得闲,故而分外感慨。作者虽然写的是景,而实际上是在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隐情,正如王夫之《唐诗评选》所说:“寄悲正在比兴处。”
诗的下半段叙事抒情,“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前句的“未”字贯“报”与“知”,意谓:皇帝的深恩我尚未报答,死所也未可得知,但求不要在南方炎热的瘴气中虚度余生而已。这两句是全诗的关键,蕴含着诗人内心深处许多矛盾着的隐微之情;有无辜被贬的愤怨与悲愁,又有对自己从此消沉下去的担心;有自己被贬南荒回归无望的叹息,又有对未来建功立业的憧憬。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忧愁怨恨,只提到“死所”、“炎瘴”,却比说出来更为深切。在这样的处境中,尚还想“未报恩波”,这表现出儒家“怨而不怒”的精神。有了这一联的铺垫,下一联就容易理解。“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斗”同“陡”,是顿时的意思。“斗觉”二字用得奇崛,把诗人的感情推向高潮。这一联写得委婉曲折,诗人没有正面写自己如何忧愁,却说读了张署来诗后鬓发顿时白了一半,似乎来诗是愁的原因,这就把全诗惟一正面表现愁怨的地方掩盖住了。并且写愁不说愁,只说霜毛陡加,至于何以至此,尽在不言之中。诗意婉转,韵味醇厚。
诗写僻境,以画意出之,写忧愤,以曲笔出之。诗人似乎尽力想把他那种激愤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是又自觉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使人感受到那股被压抑着的感情潜流,读来为之感动,令人回味,形成了这首诗含蓄深沉的特点。
勤政楼原是唐玄宗用来处理朝政、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地方,建于公元720年(开元八年),位于长安城兴庆宫的西南角,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
公元729年(开元十七年)旧历八月五日,唐玄宗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此楼批准宰相奏请,定这一天为千秋节,布告天下。并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舞于勤政楼下,又于楼中赐宴设酺,“群臣以是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结丝承露囊更相问遗”,千秋节也就成了一年一度的佳节。然而由于玄宗晚年“勤政务本”早成空话,到安史之乱爆发,只得被迫退位,唐王朝江河日下,千秋节也随之徒有虚名了,甚至连当年作为赠送礼物的承露丝囊也见不到了。诗的第一句说佳节空在,是总论,第二句说丝囊已无,则是抓住了“承露囊”这个千秋节最有代表性的物品来进一步补衬,使得“名空在”三字具体着实了。
这首诗的后两句写诗人移情于景,感昔伤今。杜牧善于以诗论史,借古讽今。“惟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这两句采用《诗经·王风·黍离》的笔法,用宫院中的植物茂盛生长暗示王朝兴衰之意。
《诗境浅说续编》云:“开元之勤政楼,在长庆时白乐天过之,已驻马徘徊,及杜牧重游,宜益见颓废。诗言问其名则空称佳节,求其物已无复珠囊,昔年壮丽金铺,经春雨年年,已苔花绣满矣。”金铺,是大门上的一种装饰物,常常做成兽头或龙头的形状,用以衔门环。用铜或镀金做的,叫金铺,用银做的叫银铺。紫苔是苔藓的一种,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这两句诗从表面看,写的是景,是“勤政楼”的实景,但细细体味,就会感到这十四个字,字字都饱蘸了诗人感昔伤今的真实情感,慨叹曾经百戏杂陈的楼前,经过一个世纪的巨大变化,竟变得如此凋零破败。可以想象,当杜牧走过这个前朝遗址时,所看到的是杂草丛生,人迹稀少,重门紧闭的一片凄凉景象。
诗人不写别的,偏偏从紫苔着笔。这是因为紫苔那无拘无束,随处生长,自得其乐的样子深深地触动了他此时惨淡失意的心情。失意之心对得意之物,自然格外敏感,体味也就更加深刻了。
作者以紫苔见意,又从紫苔说开去,用紫苔的滋长反衬唐朝的衰落,小中见大,词浅意深,令人回味。说紫苔上了金铺,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当年威严可畏的龙头兽首,而此时绿锈满身,如同长满了青苔一般,这就进一步烘托了勤政楼被人遗忘而常年冷落的凄凉衰败的景象。这里,“偏称意”三字写得传神,“偏”,说明万物凋零,独有紫苔任情滋蔓,好像是大自然的偏宠,使得紫苔竟那样称心惬意。这笔法可谓婉曲回环,写景入神了。
这首诗是诗人在极度感伤之下写成的,全诗却不着一个“悲”字。从诗的整体看,诗人主要采用明赋暗比的方法。前两句写的是此刻之衰,实际上使人缅怀的是当年之盛;后两句写的是此时紫苔之盛,实际上使人愈加感到“勤政楼”此时之衰。一衰一盛,一盛一衰,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读来回味无穷。
居庸关,唐代亦称军都关、蓟门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古代北京西北的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篇写度居庸关的所见所感,抒发了作者对明亡的悲愤。
“崇墉积翠,望关门一线,似悬檐溜。”墉,城墙,檐溜,檐下滴水处,“崇墉”句横空而起。苍莽雄奇。“崇墉”写关城雄伟,“积翠”写翠障层叠。“望关”二句,以“檐溜”设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居庸关的险要。三句从“望”的角度,总写居庸关形势,与下面所写居庸关的萧条冷落形成对比,为下片的议论抒情作好铺垫。下面从攀登行进的角度写度关之难:“瘦马登登愁径滑,何况新霜溜候?”居庸关两旁高山耸峙,当中是长达二十公里的关沟,词人“瘦马”度关,此一难也;“径滑”易跌,此又一难;“新霜溜候”,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两句层层推进,突出一个“愁”字,不仅为居庸关的险要补写一笔,而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词人度关图”,透露出作者的羁旅穷愁和萧瑟苍凉的心境。“画鼓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三句,写居庸关萧条冷落,今非昔比:再也听不到隆隆的战鼓,再也看不见飘卷的红旗,只有几行败柳在寒冷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关塞上萧瑟生悲……“薄寒”二句,从天寒入手进一步描写关塞气氛,表现词人萧瑟苍凉的心境和羁旅穷愁的感慨。
以上一片写度关所见,虽只是客观景物的描写,但在两组景物的对比当中,已隐含着作者的感慨。下片由写景转入直接的议论、抒情。作者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雄伟险要?他又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冷落萧条?《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自成乃更攻攻宁夏,略定三边,东捣居庸,长驱京邑……遂使铜驼榛莽,钟虡(jù巨)灰销。”原来,他是以居庸关为出发点,表现为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历史的反思。
“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黄巾,黄巾军。东汉末农民起义军。此借指李自成的军队。“泥丸”句谓末能守住关口。《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隗嚣道:“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溜也。”句用其典。三句意说:是谁没有守住关口,让李自成的军队直入车箱口?在李自成的军队被困于车箱峡之溜,又是谁把起义军放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六月,总督陈奇瑜困李自成于汉中车箱峡。会连雨四十日,贼马乏刍,死者过半,弓矢俱脱,贼大窘。自成乃自缚乞降,奇瑜许之,各给免死票回籍。自是复纵横不可制矣。”作者认为,“丸泥不闭”,让李自成军“直入车箱口”已是一错,将被困自缚乞降的李自成放走,又是一错,明将无能,一错再错,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下文二句,是这一历史悲剧的艺术描写。十二园陵,明代自成祖至熹宗十二个皇帝的陵墓。明亡,思宗(崇祯)葬此,称“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两句描绘“十二园陵”风凄雨暗、鸟兽哀鸣的图景,将明室覆亡的惨剧形象化和高度浓缩,隐含着作者无限的哀思。“旧事”两对句,一承上,一启下。“旧事”,即“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的惨象,也就是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往事。“惊心”二字,笔重情悲,正好表现词人度居庸关溜回首明亡“旧事”的心态,令读者心灵为之震动。“长途”句引出下句关塞景象的描写:前路漫漫,一片沉寂,路旁是一个接一个的亭子和记里程的土堆,向天边伸延。“长途”二句,写眼前景物,表现词人苍凉孤寂、彷徨无据的心境,与开首呼应。歇拍紧扣词题,以议论作结。锁钥、指关塞,与开首“关门一线”呼应。豢龙,董氏。相传董姓为豢龙氏董父之后,故称,此指董卓。董卓于东汉末年曾为黄巾军所败。词以借指代讨伐李自成的将领。两句意思为:尽管关塞险固可守,但固守者都是董卓一般的“鸡狗”之徒,明室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两句上承“谁放”三句,表现作者无限的悲愤。
综上所述,全词上片写景,暗露愁怀,下片以议论、抒情为主,既有史家之笔,亦有景物描写。全篇前后呼应,笔笔相联,疏中有密。本篇历来是选家推崇的作品,但词人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敌视态度,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
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