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写起，说明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辞意恳切，真情流露，语言简洁，委婉畅达。此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相传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作者陈述家庭的特殊不幸和作者与祖母更相为命，以使武帝化严为慈，化对立态度的逞威为同一立场的体恤。“臣密言”，是奏表开头的一般格式。“臣以险衅，夙遭闵凶”，是第一段的综述，又是全文陈述苦情的总冒。“险”，不同于今天的“危险”义，《说文》：“险，阻难也。”贾逵《国语》注：“衅，兆也。”“险衅”，险恶的兆头。“闵”，病困，凶丧。“险衅”“闵凶”这两个词儿含义程度很重，很快就把读者导入惨苦的境域。什么“险衅”?什么“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小孩儿出世主要依靠父母抚养，竟然“慈父见背”，是一大不幸。《文子》：“慈父之爱子，非求报。”可见父慈于子是人之本性。作者不用第一人称“臣”，而用第三人称“孩”，旨在客观陈述苦情以使武帝动心。父亲死了，固然痛苦，如果还有慈爱的母亲一道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那还只是比较艰苦而已，竟然又“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是又一个大不幸!《晋书·李密传》：“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四岁的孩子，既经失怙，又已失恃，宛然一只被猎人击毙父母的没有羽翎的乌鸟，其寒伧、蒙昧、本能地求居觅食而又不可得的苦状可以想像得之。《毛诗序》：“卫世子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舅夺母志”典出于此，但这是托词（因为封建社会里人们把妇女在亡夫以后的改嫁视为丑事），也是作者对母亲宽解的一种孝行。从心理的通常情况看，似乎长者特别喜欢第三代，似乎祖父祖母喜欢孙子胜过儿、媳喜欢子女；如果这种判断不误，那么，祖母刘氏对作者的特别喜欢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作者是一个失怙失恃的孩子，当然特别喜欢又加上特别同情了，这样，“悯臣孤弱”的“悯”其含义之深、程度之重可以贴切体会，祖母当然“躬亲抚养”了。《晋书·李密传》：“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情，遂以成疾。”“九岁不行”，也许是软骨病之类。如果孩子身体健康，祖母操心费力可能少些，竟是“九岁不行”，特异的体弱是又一种大不幸，是祖母格外操心费力的又一个因素。以上一句写“弱”，以下集中写“孤”。尽管有三种大不幸，如果家里人丁较多、外面亲戚不少，那还可以有若干圆通的余地，是“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孤”得够痛苦了，够奇特了，够长久了：一，从作者的父辈看，没有叔叔又没有伯伯。二，从作者的平辈看，没有哥哥又没有弟弟。《诗经·郑风·扬之水》：“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汝）。”郑玄笺：“鲜，寡也。”
作者借用《诗经》一句，但“鲜”并不作“少”讲而作“无”讲，是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下跟“既无叔伯”的“无”避免重复的一种特殊词义。从外亲看，既没有为祖母、兄弟、妻子等穿孝服的亲眷，也没有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穿孝服的家族，也没有为堂兄弟、为未出嫁的堂姊妹穿孝服的同姓，单枝独芽寡人一个。从经济看，门庭衰败，连个使唤的童仆也没有。最后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来简括、有力、形象地刻画作者幼年时经历的那种寂寞、清贫、孤独、悲怆、冷酷、凄厉无告、遭人白眼的惨境。封建社会的世俗观念跟今天不同，今天男女平等又以独生（无分男女）为正为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又提倡多子（男子），作者这个“九岁不行”，又是“既无叔伯，终鲜兄弟”，又是缺亲无故，又没有童仆的清贫之家的几世单传的孤根弱苗的成长，饱蘸着祖母刘氏多少关顾之爱，倾注了祖母刘氏多少矜悯之情，耗费了祖母刘氏多少操劳之力!不妨说，祖母虔诚不渝地把自己全部的智慧、热血、精力乃至生命都放在抚养作者上面，读者怎不被浸透在一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氛围之中而对作者产生深切的同情呢?如果祖母刘氏身心康泰，操作便利，那还可以有些周旋。大不幸又一次在必然中发生了，──祖母刘氏经受不了许多家庭变故的摧残，经受不了许多社会人心的冷遇，经受不了许多对孤弱孙儿的哀悯和担心，喂养和抱持，事必躬亲，因而“夙”婴疾病，“常”在床褥，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祖母所唯一依靠的是一根弱苗而已，“臣侍汤药，未尝废离”，概括而又具体地写出了作者对祖母的孝谨备至。《晋书·李密传》：“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可见作者对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紧密。从“而刘”到“废离”不过寥寥几句，却勾勒出陈情不仕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以下论列紧紧把这几句当作唯一的事实根据。
第二段历叙朝廷多次征召，优礼有加，都由于“刘病日笃”而有着“报国恩”和“徇私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旨在消除晋武帝的疑虑，为下文请求“终养”埋下伏线。“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其中有对晋武帝的最高颂词；更有对作者深受其恩的最大感激，“沐浴”一词隐喻作者犹如禾苗蒙受雨露滋润因而茁壮成长。武帝担心作者以事奉祖母为借口，实在是对新朝持反对或观望的态度，作者更担心如果措词失当会引起武帝疑虑将有杀身之虞。“奉圣朝”，臣仆称君之词，“沐浴清化”，臣仆无比感激新朝的话，称呼和感激都能使晋武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宠臣对君主说话，因而心弦为之一弛。“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又作为一个过渡引导到“陈情”上来，以下具体地陈述“沐浴清化”的事实：一是太守推举作者为“孝廉”，这是褒德；二是刺史荐拔作者为“秀才”，这是称才，但是“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辞不赴命”乍一看来并非“沐浴清化”，其实是最好的“沐浴清化”，因为晋朝的地方官吏不但承认并且大力表彰了作者的孝顺和与事有原则和有才干，而且体谅了作者的惨苦处境，通情达理，言到行成。由于是地方官吏，又由于是以前的事，只用“供养无主，辞不赴命”简单交代一下就行了。“沐浴清化”的更重要的事实是“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武帝“特下”诏书，而且要作者做特别亲信的宫廷侍卫之长；不久又授予辅佐太子的官职。面对最高统治者一再提拔，作为降臣的李密越发不能简单从事了，于是“具以表闻”。
在武帝看来，李密对这种厚爱竟然“辞不就职”，难免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作者巧妙地写道：“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作者主动说出武帝心中想要说的，而且是这样委婉，这样诚恳，武帝当然会心平气和了。但这话毕竟是作者所说，从以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获得武帝的谅解，而是遭到强迫手段：“诏书切峻，责臣逋慢。”“切”，“峻”，“责”，“逋”，“慢”，都准确鲜明地刻画了武帝当时的恼怒情态。郡县风驰电掣地执行王命，是“逼迫”，是“催”臣上道，州司具体贯彻王命，是“临门”，是“急于星火”，先后六个四字句，非常精练形象地描绘了一幅雷厉风行无可阻遏的催命图，这与上文所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为鲜明的对照。“臣欲奉诏奔驰”的“奔驰”用得绝妙，它有力地显示了作者非常急切地希望立刻赴京为皇家奔走效劳的焦急心情，“刘病日笃”的“日”字又准确地显示了苦情日深而且是为时不久，它跟下文“苟循私情”的“苟（姑且）”相得益彰。作者巧妙地应用了二难推理：“欲奉命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循私情，则告诉不许”。二难推理是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联合起来的推理，它的前提既然有两个，结论就是或此或彼，因此说，“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这个结论含蕴精警，表面看来它有对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对祖母的孝顺之情，使武帝意识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处处合情，部分地消除了对作者的某些疑虑。其实呢，辩证地看，这里的根本观点是“先徇私情，后报国恩”。如果是先直截了当地提出“愿乞终养”，很可能激怒武帝遂致罹难，这里形式上提出两难，正是作者与事为文的高超所在。怎样进一步说服武帝呢？作者留下了一个悬念，而把读者引向下面的关键的即是高潮的一段。
第三段提出晋朝“以孝治天下”这个治国纲领，陈述作者特别孤苦的处境和作者的从政历史、人生态度以及政治思想，以便进一步打消晋武帝的疑虑。《韩非子·说难》：“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作者紧扣治国纲领大做文章，使武帝感到“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见《说难》）。圣朝“以孝治天下”，并且做到“凡在故老，犹蒙矜育”，是热切称颂朝廷褒扬孝行态度坚决、措置得当，却更是为“愿乞终养”设置根据。于是说出了“况臣孤苦，特为尤甚”，副词“特”和两个形容词“尤”“甚”集中有力地写出了作者的情况是异乎寻常的特殊，那就越发应当而且必须“蒙矜育”了。如果是粗心的作者，行文至此，也许可以认为提出“愿乞终养”了，那仍然要把事情弄坏，因为“以孝治天下”是讲法，“凡在故老……”是说理，都还只是一般的论辩艺术，都还没能进一步打开武帝的心扉。聪明而又耐心的作者忽然宕开一笔，索性刺刀见红，把情节推向高潮!他勇敢坦率而又十分机警地把自己的历史问题、人生态度以及从政思想来一个彻底交代，全盘亮相：“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少”“仕”“历”职说明了仕臣之久，供职之勤，但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尽忠守节于西蜀，而是为了“图宦达”。既然“图宦达”，就说不上“矜名节”，就较多地打消了武帝的疑虑。另一方面，武帝的措施又使作者这个“至微至陋”的“亡国贱俘”深感“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完全应当“士为知己者死”，怎么可能徘徊犹豫、另有所图呢?这又进一步打消了武帝的一些疑虑。在武帝看来，皇君至高无上，降臣至卑无下，动不动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施以高压。作者看准了这种心理状态，尽量把自己压低，把国恩抬高：“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一个“贱”字，仍旧感到不足，再加上一个“微”字和一个“陋”字，而且是“至微至陋”。与此同时，国恩深重是“过”蒙拔擢，是“宠”命“优”“渥”（“优”“渥”同义），前朝降臣恩荣加身，必然要欣慰，惶恐，感奋无已，效忠不二，这正是武帝所急切希望的。接着用反诘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只能是增强陈情语气而不会激怒武帝，降臣对新主竟能如此措词这是少见。也不是守节蜀汉，也不是拒官新朝，那是为什么呢？唯一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说，作者勾勒了又一幅惨苦图，亦即祖母刘氏的病笃图：“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个隐喻形象地表白了祖母大限临头，而且是很快地临头，作者只是竭力捕捉一刹那的时机，完足一刹那的义务，享受一刹那的幸福而已，这已为下文“报刘之日短也”张本。
文章至此，完全可以提出“愿乞终养”了，但聪明而又极其细心的作者还怕武帝认为以一般的孝敬长上为借口实在为的消极抗拒皇命，作者又一次综述了自己跟祖母血肉相连不可或离的紧密关系，“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是一种意思，一种说法；“母、孙二人，更相为命”，还是这种意思，但是另一种说法，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又自然地得出了“区区不能废远”的结论。“区区”，拳拳，一片真情，也就是“不能废远”，用“区区”又用“不能废远”，也是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以上两句出自肺腑，动人神魄，从悉心说服武帝体恤下情看，“区区不能废远”明确表示不能分离，比上文“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的两可之说前进了一步。 [7]
第四段明确提出“愿乞终养”，表示要先尽孝后尽忠，以期感动武帝达到陈情目的。
尽管作者从法从理从情写得娓娓动人，但他仍然清醒地、审慎地料到武帝不能满足于“区区不能废远”的说法，还会采取一些相应的高压手段。作者又清醒地、审慎地估计到尽管上文已经有种种刘氏大限不远的表白，但武帝还会认为“徇私情”跟“报国恩”的抵触，作者仍旧不能提出“愿乞终养”的请求，本段开头就亮出具体的时限说：“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四十四岁，是中年人，风华正茂，报国多日；九十六岁，古来稀有，风烛瓦霜，瞬息可灭，很自然地得出“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的结论，这结论清楚地陈述“报国恩”跟“徇私情”只有为时极短的矛盾，稍稍从长远着眼就根本没有矛盾，也是合情合理地提出解决尽忠跟尽孝暂时发生矛盾的措施的有力依据。从武帝设想，可以把成全李密作为“以孝治天下”的一个范例，更可以达到李密出仕新朝的目的，冠冕堂皇，惠而不费，何乐而不为?!老练深沉的作者这才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请求。“乌鸟私情”，是比喻也是比拟，它是“愿乞终养”的根据，又回溯到这是动物本性所在，治天下的本性所在，完全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纲领；又是恳切、谦抑的天真流露，这种措词委婉得体，曲折有致，连铁石人也得回心转意，武帝当然不能拒绝。《尔雅·释诂》：“愿，欲也。”它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愿意”，应作“很希望”讲，表示愿欲之深。用了“愿”又用“乞”，同义的语词反复表示分外强烈。精妙的是，作者明确提出请求以后，还害怕武帝不相信他所说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为了印证所说句句属实，了无欺诈，再作出了以下印证：“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所见”，“明知”，“共鉴”，异词同义，有力地显示了作者的辛苦如日之光，如火之煌。当然，印证的作用远不在于使武帝深信其事，更可以使武帝感到，即使不从作者的处境考虑，而从“以孝治天下”这个手段出发，成全了作者为时短暂的请求，可以收民心，可以服官吏，又可以动神灵，更可以慰作者，一举四得，何乐而不为?!奇妙的是，作者还觉得意犹未遂，言犹未尽，情犹未达，理犹未顺，再一次请求“矜悯愚诚，听臣微志”，以便刘氏意外地免除不幸，以便自己意外地获得成功。“愚诚”，“微志”，“侥幸”，“保卒”，一连串的词语，表示作者以最谦恭、最虔诚的口吻含泪哀求，催促武帝彻底动情。更妙的是，为了再一次使武帝放心，作者最后提出“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保证，这比“尽节于陛下之日长”又大大进了几步：活着不惜人头落地，死了也要结草衔环。尽管实质是为了作者对祖母的高谊隆情，但作者对武帝的极其忠爱、无比尊崇、十分殷勤的心情溢于言表，使武帝越发深信作者陈情的诚挚和急切。最后又以一个降臣的口吻概括地表达了格外恭谨的想法：是“犬马”，是“怖惧”，更是“不胜”，宛然适合一个新朝君主所希望听到的降臣的朴实、真切而能扣人心弦、令人怜悯的语言，怎不使武帝叹为观止、霁怒为怜、予以怀柔呢?!《晋书·李密传》：“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华阳国志》：“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晋书·李密传》：“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可见李密是情真意切。
这首词表现了苏轼对杭州诗友的怀念之情。
作者以追念与友人“携手江村”的难忘情景开始，引起对友人的怀念。风景依稀，又是一年之春了。去年初春，苏轼与陈襄曾到杭州郊外寻春。苏轼作有《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诗，陈襄的和诗有“暗惊梅萼万枝新”之句。词中的“梅雪飘裙”即指两人寻春时正值梅花似雪，飘沾衣裙。友情与诗情，使他们游赏时无比欢乐，消魂陶醉。“故人不见”一句，使词意转折，表明江村寻春已成往事，去年同游的故人不在眼前。每当吟诵寻春旧曲之时，就更加怀念了。作者笔端带着情感，形象地表达了与陈襄的深情厚谊。顺着思念的情绪，词人更想念他们在杭州西湖诗酒游乐的地方——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这三处都是风景胜地。词的下片紧接着回味游赏时两人吟咏酬唱的情形：平常经过的地方，动辄题诗千首。“寻常行处”用杜甫《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字面，“千首”言其多。他们游览所至，每有题诗，于是生发出下文“绣罗衫、与拂红尘”的句子。“与”字下省去宾语，承上句谓所题的诗。这里用了个本朝故事。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载：“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宋时州郡长官游乐，常有官妓相从。“绣罗衫”，如温庭筠《菩萨蛮》“新贴绣罗襦”，为女子所服。这一句呼应陈襄前诗，也就是唤起对前游的回忆。词意发展到此，本应直接抒写目前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了，但作者却从另一角度来写。他猜想，自离开杭州之后是谁在思念他。当然不言而喻应是他作此词以寄的友人陈襄了。然而作者又再巧妙地绕了个弯子，将人对他的思念转化为自然物对他的思念。“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不是泛指，而是说的西湖、钱塘江和城西南诸名山的景物，本是他们在杭州时常游赏的，它们对他的相忆，意为召唤他回去了。同时，陈襄作为杭州一郡的长官，可以说就是湖山的主人，湖山的召唤就是主人的召唤，“何人”二字在这里得到了落实。一点意思表达得如此曲折有致，遣词造句又是这样的清新蕴藉，借用辛稼轩的话来说：“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水调歌头·送郑厚卿赴衡州》）
苏轼在杭州时期，政治处境十分矛盾，因反对新法而外任，而又得推行新法。他写过许多反对新法的诗歌，“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又勤于职守，捕蝗赈饥，关心民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法以便民”。政事之余，他也同许多宋代文人一样，能很好安排个人生活。这首《行香子》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不仅表现了与友人的深厚情谊，也流露出对西湖自然景物的热爱。《行香子》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它已突破了传统艳科的范围，无论在题材和句法等方面都有显见的以诗为词的特点。这首词虽属酬赠之作，却是情真意真，写法上能从侧面入手，词情反复开阖，抓住了词调结构的特点，将上下两结处理得含蓄而有诗意，在苏轼早期词中是一首较好的作品。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开头便写出了广博的气势，茫茫宇宙，“沧海”“沙漠”“关河”，几个词汇表示他努力探索并思想日渐成熟。唐代诗人元稹曾有诗句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陆游也曾有“关河梦断何处？”之句，被作者借用过来，意境深远广邃。“骨相空谈”句，进一步加深了开头几句的意思，说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的变化。接下来一句问句，“春梦醒来么？”承前启后，劝世人不要徒做无益的春秋大梦了，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惟有瓶花”，没有生命力的几枝花。当然就没有希望，词人这里委婉地评价了当时的时局，晚清实际上已经朝不保夕了，但以慈禧为首的封建保守派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仍然穷奢极欲，其结果必然是亡国。
词的下片描写相片中人物的神态，“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几句，是说明自己参政的事实，甲午战争后，谭嗣同是江苏知府，后来又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这时他不是在野的隐士了，“脱渔蓑”，穿红袍，但当时是固守派当权的时候，所以有到“寒江”的感觉。“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几句是说：小像脸上有异，是不是因为喝醉了酒而脸红，《楚辞》中有句“美人既醉，朱颜酡些”，被作者借用到自己的词里，实际上脸红是因为愤怒，愤怒当时的恶劣政治环境。”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面对这种社会现实，词人激流勇进，拔维新之创，直刺清廷中的顽固守旧势力。“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词的结尾以一种调侃的口吻自嘲，流露出作者无限的感想，同时又生趣味，显得生动活泼。
这首词感情强烈真挚，直抒胸臆，是谭嗣同词作中的佼佼者。同时也是晚清词作中的很有特色的一篇。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