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句描绘露筋祠中女神的塑像，后三句写祠外风光，湖云烟树，月堕风轻，白莲吐芳，烘托了女神像的圣洁。诗人通过景物描写，寄寓着自己对所敬仰和所爱慕的热情的赞颂。整篇诗的境界清远，诗味含蓄，想象空灵，语言秀丽。
前人书中曾记载，露筋祠中的“圣女”，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姑。但在诗中，她被描绘成雍容华贵的贵族小姐。他的这种脱离实际的写法，当时有人颇不以为然。然而王士祯有自己独特的构想，他认为诗中的“圣女”代表着最纯洁、最高贵、最美好的心灵，是最圣洁的女神的化身，因而他加之以“翠羽明珰”，也不过类似“此花端合在瑶池”的用意。
不仅如此，在“翠羽明珰”之后，诗人又把她置身于“湖云祠树碧于烟”的环境中，祠的四周绿树葱茏，湖波苍苍，湖云茫茫。这一切如烟如雾，将露筋祠烘托得缥缈而神秘，犹如仙境，而这位露筋“圣女”俨然为瑶池仙子了。
按常理，在交代了祠庙和祠神后，接着便写自己的观感。而作者似乎完全忘记了主题，顾左右而言他，“行人系缆月初坠，门外野风开白莲。”在月亮刚落的拂晓时分，诗人的船停靠在高邮湖畔露筋祠前，野风习习吹来，给人带来一阵阵盛开的白色荷花的缕缕馨香，沁人心脾。这“门外野风开白莲”与门内“翠羽明珰”看起来二者并不相关，然而细细辨析，韵味悠然。莲花在传统审美意识中，一向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象征，白莲更显示着一种洁白无瑕的品格，睹花思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近在咫尺的露筋祠内那位圣洁女神。这野风中的白莲就是圣洁女神的化身。但诗人没有讲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将“圣女”的人格美与白莲的风神美两相映衬，读者自然心领神会。
王士祯是清代诗坛神韵派大师，论诗标榜“神韵”，认为作诗须达到境界缥缈淡远、意味空灵含蓄，避免实指，露人工雕琢痕迹要在自然，具有风调之美。而其作诗要诀则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首《再过露筋祠》，正充分体现了上述这些特点和要求。就以此诗来说，诗中的人，是诗人想像中的缥缈天仙；诗中的“野风开白莲”，也未必是当时当地实有的景物。因为王士祯追求的是“空灵”诗中的情和景，都是凭“兴会神到”时的灵感所得，不必去一一坐实的。
这首诗写诗人寄宿农家、与老翁饮酒所见所感的内容，表现农人的闲静惬意和诗人对农家生活的极大兴趣。一联是老翁身世，居此已久。二联是远离尘世，不计时日。三、四两联是勤快但不忙碌的劳作。五联是热情待客。从吟诗看。农人是位隐居的官吏，诗人遂与他有共同语言。六联是自然景观。最后两联是表明心迹。诗的笔法属白描，抒写逼真实在。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这是一首听乐词。听乐词由听乐诗发展而来。在包括音乐在内的唐代艺术全面繁荣的背景下，唐诗百花园中出现了听乐诗等新的品种。在众多的听乐诗中，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无疑是其中的精品，白居易的《琵琶行》虽非听乐诗，但诗中片段的音乐描写更为人所称道。宋词在抒情方面固然有自身的优长，而在题材领域却大抵承袭前代诗歌的余绪，听乐词也偶有所见。在东坡词之前，欧阳修的《玉楼春·即席赋琵琶》已开了先例。
开头一句便以琢玉的音响写琵琶声的清脆，接着以花枝上春鸟的鸣啭写琵琶声的悠扬婉转，又以雹落冰上写其质实沉闷；过片之后，再以弦上春水的流动写乐声的流美，以霜华人拨写乐声的凝重。综合地看，作者以一连串比喻写出了琵琶乐声的变化多端与悦耳动听，把看不见摸不着的乐声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是对前人技法很好地继承。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前后相较，同样臻于工妙。
此外，对主体感受的叙写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也值得注意。这突出地表现为上阕三、四两句：“醉梦尊前，惊起湖风入座寒。”前一句实际上写出了宴席间听琵琶演奏时如醉如痴的感觉，后一句则渲染了当前的环境气氛：精妙绝人的琵琶声仿佛将湖风惊起，吹到座上，使人感到了一股寒意，——这应当是“冰上雹”的音响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这与《琵琶行》中“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这一笔衬托相比，也未必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