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极平淡的语言，从极平常的生活场景里，表现了诗人不同寻常的感受，透露出诗人极为闲适的心情。
“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回。”描写诗人尽情地领略着这凉爽的秋气。踏着美丽的月色，才觉得今晚的小宴结束得正是时候，似乎是“追凉”而散似的。一个“追”字，道出了诗人宴散步月平桥，沉浸在这新秋之夜的惬意心情。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写的是宴会结束的景象，表现出诗人的意犹未尽。可见此次宴会是十分成功的，宾主都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夜晚。
“残暑蝉催尽，新秋雁戴来”。暑尽秋来，蝉随着秋凉的到来，生命的时日将尽，抱树而鸣之声更切；新秋伊始，北雁结队南翔。诗人抓住这种时令和物候的变化特征，把夏去秋来的自然界变化表现得十分富于诗意，称残暑是急切的蝉鸣之声催促而去尽，新秋季节是群雁方引来。五言律诗以第三字为诗眼。这两句以“蝉”、“雁”二字为诗眼，不仅使这两个诗句本身意象生动，警策动人，而且照亮了全诗，深化了诗的主题和意境，加强了全诗的艺术感染力，因此魏庆之在《诗人玉屑》里将这两字作为“唐人句法”中“眼用实字”的范例。
“将何还睡兴？临卧举残杯”。诗人在宴罢闲步时，伴随着明月而来的新秋凉意，诗人兴奋不已，似乎是他首先感受到了这种时令和物候的变化，这新秋的凉风，不仅吹散了诗人身上的“残暑”余热，也掀起了诗人心田秋水般的微澜，不知是喜还是悲，睡意全无。但夜已深沉，万籁俱寂，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是该睡觉的时候了。于是诗人，为了今夜酣畅的一觉，又举起酒杯，独酌起来。
这首诗以赴宴归来的情态为描写对象，表现了诗人用山水风月歌颂诗琴酒乐，传达出诗人晚年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表现了诗人的闲适与自足。
《题太公钓渭图》就是一首很好的写心言志之作，作为诗人本身，也常常是有意识地借题画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托物寄兴。巧妙地将主观心志寄寓于客观的描述之中，实为不可多得的题画佳作。
此诗是作者在鉴赏《太公钓渭图》时，触画生情而作。即通过反思姜太公在璜溪独钓以及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抒发了自己怀命世之才而不遇的忧思，同时，作者又以姜太公自喻，把自己的“草野自屏”生活看做是姜太公等待明君周文王出现一样。
姜太公，即吕望，字子牙，东海上（今安徽临泉县姜寨镇）人，曾在商朝却怀才不遇，年过六十时，已是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机会。最终，在璜溪垂钓时巧遇明君周文王，辅佐周室修德振武，结果在武王剿灭残暴的商纣王朝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而刘基在元至正二十年投奔朱元璋前，也拥有“负命世之才”的远大志向，却落个“草野自屏”的实况，这与姜太公的“璜溪垂钓”颇为相似。
第一句“璇室群酣夜”，看似在写纣王和妲己在鹿台好酒淫乐的“酒池肉林”场面，而实质却是淋漓尽致地鞭策元顺帝与亲信大臣等在宫中的“相与亵狎”、“丑声秽行”丑行。商纣王，即帝纣，好酒淫乐、性情残忍，沉迷于妲己的美色，夜夜欢娱，荒理朝政。“酒池肉林”便是商纣王“经典”的淫乐欢娱，即在摘星楼前设宴，令男女裸体追逐戏谑，同时在鹿台下挖两个坑穴，一个引酒为池，一个悬肉为林，令各嫔妃裸戏于酒池肉林，互相扑打。元顺帝，元朝末代皇帝，是一位惟淫是乐的皇帝。据《元史·列传·第九十二》载：元顺帝“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显然，在已经“草野自屏”的作者眼里，商纣王的鹿台“酒池肉林”与元庭顺帝的“相与亵狎”是无异的。同时，作者也因此巧妙地引出姜太公的“璜溪独钓”。
第二句“璜溪独钓时”，是写姜太公自入商朝择主不遇后，在璜溪垂钓的寒微生活。其实，姜太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却是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让自己实现远大抱负的明君出现。而作者在写此诗时，也正是满怀“命世”之志入元王朝为官，结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打击。于是弃官归里，过上“草野自屏”的生活，意在与元王朝“决裂”。基于此，作者自然会由画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与姜太公的垂钓是如出一辙，于是用了两句来描写姜太公垂钓生活的心境。
“浮云看富贵”，意思是把金钱、地位等看得很淡薄；“流水澹须眉”，意思是做人要拥有像君子淡如水一样的情怀。这正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时心境真实的描述。其时，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向世人表白：自己过“草野自屏”生活的心态就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的那种淡如水的心境。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怀“济世”之才的人，同时兼有淡如水的君子情怀，往往都是一位建大功立大业之人。不容置疑，姜太公的情怀已经是作者认同的情怀，于是更进一步道出姜太公实现抱负的转折点——“非熊兆”。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便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君臣际遇典故——“姜太公遇周文王”。这则故事，在《六韬·文师》中有记载，大致为：周文王将要前往渭水打猎，临行前卜了一卦，卜辞说：“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后来在渭水边，果然看见太公在垂钓，于是前往与太公搭话，太公以博学的言辞使文王大悦。于是邀请太公坐同一辆车回西岐，并拜太公为老师。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是作者日思夜想的，怎能不引起作者怀才不遇的踌躇思绪呢？于是写下了千古绝叹——“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意思是姜太公的建功立业如果是天命所指定，引起了数千年后的我（作者）深深的思考。到这里，作者的意图已经是很明了，意思是：假如也和姜太公一样遇上一位明君，立下旷世之功，在数千年后，也将会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读诗至此，看作者，根本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自己要实现的、抱“济世”的远大志向，而是正在用适合中国历史的、淡如水的一种君子情怀，去洞悉所谓中国人的“轩裳固有”。
在元明际会之间，刘基的诗文可谓是以意蕴深沉而独树一帜，如果说刘基凄恻激愤、慷慨激越的经典作品主要集中在乐府的话，那么，类似五言律诗《题〈太公钓渭图〉》这样的写诗明志作品，便是刘基彻底醒悟，抛弃对元王朝的任何幻想，走上与姜太公一样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生活的历史见证。
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花西，这种隐秘的花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花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吴伟业的诗风富丽绵密，词也写得秾丽密致，而这首却疏淡潇洒，风格情调不同一般。这首诗的上片从步向山村人家的沿途所见写起，由远及近，由外到内，一一描绘了山家的幽静环境，主人的身份、情趣不言自明；下片集中描绘山家主人的生活情调，种柳浇瓜，摘橘采茶，真是闲云野鹤式的自在逍遥，表现出作者对山家主人生活的羡慕向往之情。全词写景叙事结合，描写富有层次，语言朴素明净，如话家常，亲切有味。
上阙首句“村坞云遮”，写村落在云遮雾绕中隐约可见，暗写山家所居环山的特点，开头自然平实。接下来两句为近前所见之景：青碧的藤蔓缠绕着老树，翠绿的修竹与白沙相映。渐行渐近，又见一幢房屋临溪傍石而立，一条铺满青苔的小径顺着篱笆延伸。“苍藤老干”，说明村落的古朴僻远。“明沙”“溪堂”“苔径”，点出山家所居近水和环境清幽的特点。以上几句纯用白描，朴拙淡雅，生动地描绘了山家四周的环境与景物。自“文沙几”以下，则为山家室中所见：文沙制成的几案，窗虽小也饰有柔纱。“文沙几”与下片的“瘿尊”呼应，说明虽是山家，却也讲究，所居之人当是闲雅之士，绝非一般山民。“是好事人家”的“好事”，谓热心助人。接下来“启北扉”三句，便写“好事人家”热情待客的情形：先打开朝北的门，移过坐床让客人安坐，可见门外傲霜凌雪的繁茂梅花，进一步衬托山家主人洒脱出尘的品格。上片由远及近，由外而内，步移景换，以写景为主。描写很有层次，可见徐步石径，往访山家，陶醉于身边画境的作者形象。
下阙以叙事为主，上承“是好事人家”，写山翁待客。“衰翁健饭堪夸”，写山家主人年虽老饭量却好，因而身体强健令人夸赞。“衰翁”，足见年事之高；“健饭”，足见食量之大。二者相对，述以“堪夸”，意趣盎然。“把瘿尊茗碗，高话桑麻”，脱胎于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写山家衰翁好客而健谈，与客人边喝茶饮酒，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农事。着一“高”字，顿使衰翁神采飞扬。“穿池”以下是“高话桑麻”的具体内容：在池边开沟，栽上柳树，引水入田，浇灌瓜园。字字句句皆为农家话语，但自耕自乐陶然而居的情态、心态却蕴蓄其中。这两句写得活泼轻松，更让人羡慕隐逸生活的闲适。“霜后橘、雨前茶”则表达山家所获的喜悦，橘经霜后味更甜美，谷雨前采摘之茶尤为滋润。“这风味清佳”的赞语脱口而出，散句入词，朴实自然，山家衰翁怡然自得的神态跃然纸上。末两句说去年自己耕种的土地收成极好，可以无忧无虑地过舒心安稳的日子了。词在山家所居衰翁的侃侃而谈中结束，尽管词人没有对山家生活发表议论，但山家的环境和气氛，衰翁的健谈和安乐，使得词人羡慕并向往。
此词既写出了山家的闲适逸趣，又表明了衰翁的旷达心境。全词语言浅显平易，颇近口语，且词句紧扣“山家”，不乏警句。写景叙事结合，意象显豁明朗，意境深婉含蓄。写景，皆历历可见；叙事，亦可使人如临其境，足见作者写实的功夫。而这首词意趣却多在词外，歌咏山家，向往山家，实际上是为表明作者不忘故国，不事新朝，埋头学问，纵情山水的心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