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陆游的一位门客，从蜀地带回一妓，门客将她安置在外室居住，这位门客每隔数日去看望她一次。客偶然因患病而暂时离去，引起了蜀妓的疑心，客作词解释，妓和韵填了这首词以作答。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
蜀妓疑团虽已得释，但怨气犹在，故开端三句写道：“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这定是针对客词的内容而发的，所以故意以恼怒的口吻，嗔怪其甜言蜜语、虚情假意。连用四个“说”字，是为了加强语气，再加上“动便”二字，指明他说这些花言巧语已是惯技，不可轻信。其实她此时心头怒火已熄，对其心爱之人并非真恨真怨，只不过是要用怨语气气他，以泄心头因相思疑心而产生的郁闷，而这恰恰也是对他深爱和怕真正失去他的一种曲折心理的表现。
对对方情急盟誓和申辩，这位职明灵巧、心地善良的女子终以半气半戏之笔加以责怪：“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满生教底？”脱空，是指说话不老实、弄虚作假。宋代吕本中《东莱紫微师友杂记》说：“刘器之（安世）尝论至诚之道，凡事据实而言，才涉诈伪，后来忘了前话，便是脱空。”“脱空”当是宋人俗语，她借此讽其所爱之人的殷殷的盟誓之言是念的一本扯谎经，不过是骗她而已。再补上一句“是那个满生教底？”以俏皮的口吻出之，至此，蜀妓佯嗔带笑之态活现在读者眼前了。
下阕蜀妓回过口气来，申说自己相思之苦：“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连用四个“不”字，“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与上阕四个说相对的深重，而“一味供他（为他）憔悴”，更见其痴爱。这正化用了情思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尽管她精神上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而情意仍诚挚不变：“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功夫咒你。”连爱都来不及，那还有时间去咒你，这表现得极为真切入微！这是舍不得咒，不忍心咒呵！从这至爱的深情，可知其上阕对客的责怨。也全出于爱之过甚。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妓女，被人轻视，求偶极难。“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是多少烟花女子切身痛苦的体验。而一旦得一知心人，又是多么害怕失去他。故蜀妓此时所表现的又气又恼、又爱又痴的情态是极真实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
全词感情发自肺腑，出之自然。语言通俗，文意浅白，几乎全用口语，不假雕饰，更不隐晦完全出于真情实感不但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更加个性化，且使全词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张耒在《贺方回乐府序》中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也。”蜀妓词之至妙，恰是如此。
这是一首富有生活情趣的游春与赏月的词。
上片通过一组春游嬉戏的镜头，生动地反映出古代寒食佳节的热闹场面。
“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这里有吴地青年的龙舟竞渡的场景，有游女成双成对笑玩秋千的画面。词一开头，不但写出了人数之众多，而且渲染了气氛之热烈。欢声笑语，隐约可闻。着一“竞”字既写出了划桨人的矫健和船行的轻疾，又可以想见夹岸助兴的喧天锣鼓和争相观看的男女老少。“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这里有芳洲采花、尽兴忘归的剪影，有秀野踏青，来往不绝的景象。以上四句，句句写景，句句写人，景中有人，人为景乐。这种浓墨重彩、翠曳红摇的笔墨，平添了许多旖旎春光，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息。
下片以工巧的画笔，描绘出春天月夜的幽雅、恬静的景色。
“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静。”游女散后，远山渐渐昏暗下来；音乐停止，花园显得异常幽静。前句中着一“暝”字，突出远山色彩的暗淡，衬托出游人去后、夜幕降临的情景。后句中着一“静”字，渲染出笙歌已放、池院寂寥无人的气氛。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时已深夜，万籁俱寂，院中的月色正是清新明亮的时候，无数的柳絮飘浮空中，没有留下一丝儿倩影。写杨花在月下飘浮无影，既极言其小，更极言其轻。这里写“无影”是虚，写无声是实。这种无影有静的写法，令人玩味。月色清明，两句还寓情于景，反映出作者游乐一天之后，心情恬淡而又舒畅。词人虽年事已高，但生活情趣很高，既爱游春的热闹场面，又爱月夜的幽静景色。他白昼，与乡民同乐，是一种情趣；夜晚，独坐中庭，欣赏春宵月色，又是一种情趣。
词里表现作者喜爱白天游春的热闹场面，也欣赏夜深：人散后的幽静景色。反映出作者生命的活力仍然很旺盛，生活兴趣还是很高。上片句句景中有人，富有生活情趣。下片“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是传诵的名句，后人认为是在“三影”名句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