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首联“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句,是写国民政府政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的奢靡生活和假慈悲的伪道学形象;那些政客和御用文人生活奢靡,在骄奢淫逸中虚度光阴。同时,为了掩盖他们杀人无数的凶恶嘴脸,装做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样子,在杀人场边作道场和法事,口口声声要超度亡魂和救下民于劫难之中。正如鲁迅在《准风月谈·查旧帐》中所描述的军阀、政客的善变和不认旧账:“今之名人……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个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首联通过绮罗幕后的奢靡生活,杀人场边的道场,描写了他们假慈悲的虚伪生活。揭露了国民政府政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拜佛念经,宣扬迷信,推行愚民文化,使得整个文化艺术界一片邪靡之气。
颔联“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句,进一步写了文化艺术界景况的荒芜。子规一啼,自然使芳草变,象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文坛的惨遭摧残,一些文人的变节转向、刊物和作品的被禁,使得文化艺术界荆棘一片。
颈联“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句,则讽刺了国民政府政客及其御用文人的无能,鲁迅嘲笑他们的无能平庸,产生不出什么作品。鲁迅在1935年2月4同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正是很好地对此联作了解读:没有什么供品可以供奉千佛,也没有什么好的戏剧作品可以娱神佛和乐众,也只能难为如梅兰芳这样的艺人了。
尾联“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句,既写了作者写作此诗时的情境,也象征着作者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自信的看法。正是秋夜,风雨交集,但毕竟是己到夜中,且有鸡鸣之声,天就快要亮了,象征着作者所预见的中国和民众终将觉醒的信心,黎明终将来临。于是作者点燃了一支烟,又振奋精神开始写作作品。
全诗含意深广,概括力强,对比鲜明,讽刺尖锐。通篇以形象入诗,活用典故与比喻,语言含蓄,旨意精微,脉络清晰。
此诗抒发了作者虽仕途受阻,遭到一些人的谗伤,但并不气馁,反而鄙视和嘲笑谗佞的小人的坚定胸怀,充分地体现了作者青年时期的高远抱负和奋发精神。全诗语言含蓄犀利,痛快沉着,用典工丽典雅,极富神韵。颈联两句写平生抱负,笔力遒劲,境界阔大,意味深长,是历来广为传诵的名句。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二句登楼即景:登上高耸百尺的安定城楼,远处绿杨树边的洲渚尽收眼底。按泾州城东有“美女湫”广袤数里(见《太平广记》),汀洲殆指其地。登最高之楼;望最远之处,高瞻远瞩,气象万千。即景所以生情,以下六句的豪情壮志、无穷感慨都由此生发。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句先以两位古人自比。贾谊献策之日,王粲作赋之年,都与作者一般年轻。贾谊上《治安策》,不为汉文帝所采纳,因《治安策》开头有“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之语,故谓“虚垂涕”;作者应博学宏词科试而名落孙山,其心境与贾谊上书未售,同样萦纡抑郁。王粲避乱至荆州,依刘表;作者赴泾州,入王茂元幕,都属寄人篱下。用两位古人的古事,比自己当前的处境和心情,取拟于伦,十分贴切。这是第一层。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句抒露志趣和抱负。作者的遭遇虽然困顿,可是他的凌云之志,未稍减损。江湖、扁舟乃使用春秋时代范蠡的典故;范蠡佐越王勾践,“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见《史记·货殖列传》)。意谓,自己早有归隐江湖之志,但等回天撼地之日,旋乾转坤之时,头飘白发,身入扁舟。永忆江湖,即怀淡于名利之心;欲回天地,即抱建立功业之志。两者似相反,实相成。因为如果没有永忆江湖的志趣,便成为争名逐利的禄蠹巧宦,就不会有欲回天地的宏愿。在这里,这个“永”字下得很好,这个字,有力地表达作者毕生的抱负。
这两句诗,既洒脱,又遒劲。从诗的表达形式着眼,锤字坚实,结响凝固,工力固颇近杜诗;而更为关键的,这两句诗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才志之士的积极向上思想,既怀着恬淡的心情,又有担当事业的志气,这与杜甫的胸襟怀抱,极为相似,因为王安石也从这两句诗中照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击节称赏。这是第二层。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句借庄子寓言表示自己敝履功名利禄,正告他人不要妄加猜测。寓言谓:惠施相梁,生怕庄子争夺他的相位,百般防范,惟恐不周。于是庄子去见惠施,坦率地对他说;鵷鶵(传说中与凤凰同类的鸟,庄子自比)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从来不会把鸱(鹞鹰,比惠施)的腐鼠(比相位)当美味而希羡!(见《庄子·秋水》)意为,你的位置我一向不屑一顾,你切莫杞人忧天,自相惊扰。
这两句诗,既阐明自己没有患得患失的私心杂念,胸次光明磊落,淡泊宁静,为上面“永忆江湖”句提供有力的论证;又表示对世间一切恶浊事物,睥睨蔑视,决不妥协容忍;还尖锐地批判那些捧住权位不放的禄蠹,对他们尽调侃奚落的能事。据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作者应博学宏词试被摈,是由于牛党的打击,诚如是,这时句诗乃是有的放矢的。这是第三层。
这首诗,笔力健举:风骨清峻,结构严谨,而语句灵活变化,特别在使用典故方面,非常成功。由于贾谊、王粲的身世遭遇与作者有相似之处,抓住相似的典型事例——贾生垂涕、王粲远游,比拟自己的忧时羁旅之感,若合符券,而使一位奋发有为又遭受压抑的少年志士形象跃然纸上。复次,作者的曲曲心事,本不可能用片言只字表达出来,现在借助庄子寓言,不但足以表露他不汲汲于荣利的狷介品质,又反映他睥睨一切的精神状态,还反击了政敌的恶意中伤,如此用典,既灵活,又确切,既含蓄,又锐利,充分发挥了典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