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乃诗人于宣宗大中六年时所写，当时李商隐要离开成都，返回梓州，于是在饯别宴席上写下此诗。诗歌描绘了战乱时候与朋友惜别的感伤，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思想感情。而且，该诗是李商隐模仿杜甫的风格所写的诗，《唐贤清雅集》中点评“此是拟作，气格正相肖，非但袭面貌者”。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这句的前半句泛言人生离别的普遍和平常，让读者在诘问中有所思考：人生有多少悲欢离合，个人的命运又是怎样身不由己。诗人虽然有着无尽的感叹，但是调子并不悲伤。细细体味，诗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既然人生离别在所难免，不如以旷达处之。后半句笔锋一转，转到“世路干戈”这个大背景上，道出在干戈中离别的沉重感伤，思路跳跃奔腾，“大开大合，矫健绝伦”。如此读来，不仅曲折顿挫、气势雄放，而且自然地引出下文的伤时感世之情，可谓落笔不凡。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这两句紧承上文的“世路干戈”，写出了当前的动荡局势。当时唐王朝和吐蕃、党项经常发生边境争夺战争，朝廷屡派使者处理边境事宜，局势紧张，动荡不安。然而诗人并未将剑拔弩张的战争场景白描出来，而是从侧面含蓄地指出时局的纷乱：使者久久未得回归，可见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局势非常不稳定；而边境处有大军驻扎，也足以想象局势的一触即发。这两句诗气象阔大，感慨深沉，不仅简洁醒目地勾勒出西北边境历年战乱的紧张局面，更饱含着诗人无限忧国伤时之情。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这两句从时事转入眼前：宴席上，醉客不断地向醒客敬酒；远处的江面上，晴云夹杂着雨云，也不知道天气会如何。看着人们只顾互相劝酒，诗人不免感慨万端。诗人用“醉客"来指饯行席上的醉者，同时暗喻其为浑浑噩噩、不关心国事的庸碌之辈。此处是暗用了《楚辞·渔父》屈原的诗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此时此刻，有谁能够理解自己忧国伤乱的心情呢，这些忧虑只能自己慢慢地咀嚼了。
“晴云”、“雨云”也不仅仅是指天气的变幻不定，更是比喻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透露出诗人的无限忧虑。该句中“醉客”对“醒客”，“晴云”对“雨云”，不仅造句工整巧妙，富有音韵之美，更是运用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因此显得意义丰厚。除此以外，这还是“当句对”，即不但上下旬互相对仗，而且每句当中又自为对仗。这种手法始创于杜甫，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成熟、定型却在李商隐，他的诗歌中有大量的类似之作，如“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等，都用了这种手法。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末联紧扣“蜀中离席”的诗题，话题仍回到饯别。有人说这是主人留客之语，如此美好的成都生活，何忍远离。但是实则“美酒”、“卓文君”这些陈述，看似宽慰或向往美好的生活，却是反衬诗人生活漂泊，家国无依的沉重心情。同时又暗指时事堪悲，一些人却沉迷于于酒色，流连忘返，着实让人不齿。从表面看是赞美，但实际上蕴含着诗人对“醉客”的婉讽。另外，在最后一句中用上卓文君这个典故，也隐约表达了诗人希望在仕途上被重用的思想感情。
全诗看来，诗歌体现了李商隐关怀国事，忧虑时局的政治热情。诗人以矫健凄婉的笔力表达了一种深沉凝重的思想。诗歌的艺术也颇显精密，世路干戈，朋友离别是总起，下面写“干戈”而感伤时势，接着写“离群”而感伤别离，结尾却因浓重的忧时情怀而超越了个人的离群之别。全诗脉络精细，变化重重，颇具韵味。这也是李商隐极意学习杜诗的地方。
王安石曾指出，唐朝人学习杜甫而真正得到杜诗神韵的就只有李商隐一人而已。李商隐在该诗中把时事之感融人酬答唱和之中，将抒情、叙事紧紧融合在一起，气势宏大，情韵深厚，笔力雄健，结构上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诗的风格沉郁顿挫，苍劲雄迈，与杜甫晚年的七律，如《恨别》、《登楼》、《秋兴八首》等诗很相近，而与诗人描写爱情的《无题》那种隐微幽深、凄婉动情的风格大有不同。不过，李商隐此诗，并非单纯的模拟，更有自己的特色，诗歌中融入了较多的个人身世之感。其体情之入骨，用情之深挚，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是一首宦游怀乡诗，风格平夷妥帖，语言谐婉自然，情致悱恻动人。
首句写景，从官舍的室外空间环境起笔，用侧面描写手法表现秋风秋雨的萧瑟凄凉，暗扣诗题“雨夜”。“萧萧”二字使人宛然听到凌厉的秋风掀动薄薄帘幕、摇撼森森翠竹的飒飒之声，冰凉的秋雨敲打窗棂、洒落竹叶的沙沙之音。一个“深”既表明时节逢秋，凉意袭人；又突出写院落之幽深寂寥，暗示了诗人怀乡情愫之深沉。“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如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自然景象，尤其使客居他乡的人黯然伤神。此句以景传情，为下句写人物怀乡的心理、行为埋设了伏笔。
次句紧承上句，画面转向室内，写客居者独处幽居生活的茕茕孑立、郁郁寡欢之状。“客怀孤寂”是直抒胸臆，这种“孤寂”感在那样的雨夜昏室的肃杀凄怆的环境中更是无法逃避。总不能就这样如同槁木一般在昏黄的灯下枯坐着吧！如何消遣这无边的孤独和寂寞呢？也许，战胜这种情感孤寂的唯一的方式是诗歌。于是，他自吟自唱，同自己的心灵对话。“伴灯吟”，然而没有知音来赏，惟有荧荧一盏孤灯相对。这种自守寒窗、形影相吊的处境，怎一个愁字了得！读到此处，或许你可以依稀看到诗人眼角的斑斑泪痕了。
第三句转折一笔，再次写景，主要从听觉角度写，以声来衬静。长夜漫漫，孤吟独唱得久了，倦了，累了，腻烦了，正当恹恹欲睡之时，他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了“雨打空阶”的声音，这凉凉的秋雨，一点点，一滴滴，不知疲倦地溅落在自己的耳畔。这可是异乡永夜的断肠销魂的音乐！“夜雨”“空阶”“孤灯”“幽舍”这些意象是中国古代别离诗中最常见的意象。如六朝诗人何逊《临行与故游夜别》中的“夜雨滴空阶，吹灯暗离室”，又如温庭筠《更漏子》中的“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都格外使人伤悲。此诗不避庸常，择取这些习见的意象，营造出一个凄美的氛围。“空”字极耐把玩，一则表明夜深人寂，院子杳无人迹；二则表明内心深处因身不在家园而起的莫名的恐慌；那台阶其实也并非空，风吹雨打，满地是“憔悴损”的竹枝竹叶，而诗人偏偏言“空”，主要是为了强调客居者远离故乡的种种理想失落、人生幻灭之感。“无端”两字用得神妙，无端是“没来由，没道理”的意思，“雨打空阶”本是自然情形，而诗人偏偏见怪；这虽无理，但有趣。秋雨不懂抚慰诗人的怀乡之痛，兀自淅淅沥沥，不绝于耳，岂不更令人忧愁郁闷！ 结句铿锵悦耳，浑厚苍凉。“滴破思乡万里心”，又由自然环境转移到人的心境。诗人善于打通客观景象、物象与主观情绪、心态这二者之间的关节，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填充的空间。那冷冷秋雨，怎的就如此的不近人情，不解人意，仿佛硬生生地要在本就支离破碎的心上再錾下几道印痕！这一夜，雨的搅扰，使他辗转无眠。“滴破”化自唐代诗人孟郊的《秋雨》（其二）“冷露滴破梦”，将“客怀”的内涵具体化。“万里”与“一夜”呼应，“万里”之遥与“一夜”之瞬构成强烈的时空对比，强烈地突出了诗人乡思之切：这一夜之间他仿佛是插上翅膀，飞越了万水千山，梦回了朝思暮想的家乡。“破”字下得沉重有力，极化了诗人思乡的痛苦与酸楚。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乖崖集提要》中说张咏的诗“特其光明伟俊，发于自然，故真情流露，无雕章琢句之态”。这首绝句取象平易，用字浅近，情意真切，善于转化前人诗句而剪裁出清新、幽深的意境，给人以隽永的回味。
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