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九歌·大司命》是屈原的所做的祭大司命之神的歌舞辞，是组曲《九歌》中的一篇，是《九歌·少司命》的姊妹篇。大司命是先秦时代中国传说中的神，是掌管人的寿夭之神。其中大司命的主巫的唱辞，既有他的自述，也有他对少司命的唱辞。通过这些唱辞，描绘出了大司命威严、神秘、忠于职守、 督察人的善恶、握有生杀大权的形象。形神毕肖，准确的写出了大司命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或作者屈原对生与死、个人的生死命运与其善恶修为关系的认识及对大司命神的敬畏之情。折疏麻兮瑶华之后则是少司命的唱词，大司命与少司命的形象在篇中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对照。主死 的大司命威严、神秘、令人敬畏；主生的少司命亲切、爱人、令人爱戴。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谏雨兮洒尘。”这是大司命的唱词，这两句是说，大开天门，我驾起滚滚的乌云，令旋风为我开路，令暴雨为我洒尘。这里写大司命的上场，从开天门的叙述里，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天神地位，从以黑云为乘，令旋风为先驱和暴雨洒尘的清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权威，他的威严，他的冷酷和可怖。吉神降临往往有祥云为伴，有满堂的芳香，凶神的降临往往伴有黑云、狂风和暴雨。死对常人来讲是可怕的，而掌管人寿命的大司命在人心目中自然也是可怕的凶神。
“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这两句是说你从天上盘旋而下，我则跨越空桑山与你相随通行。大司命是受了迎神女巫的礼祭从天而降的。而迎神女巫的追求则是出于对大司命的爱恋。先民的娱神的目的往往是通过男女情事来达到的，这一手段同样适用于人对大司命神的祭祀。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纷扰扰的九州众生，为何其生死大权掌握在我的手中？面对迎神女巫的追求，大司命高傲地亮明自己的权威与身份，带有自我炫耀的成分一一这或许就是人神离别的根本原因。
“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高高地飞呀缓缓地飞，乘着天地间的正气，驾驭着阴阳二气的变化。我与您并驾齐驱，引导您到九冈山去。她顺承大司命自炫的心理，一方面赞项了神的功德无量，一方面表现了对神的虔诚恭谨。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我穿的神衣随风轻轻飘舞，我佩戴着长长的玉饰。我时隐时现、变化无常，我的所作所为，平凡人都莫知其详。这里仍是大司命夸耀其衣饰华美、神力非常的目炫之辞。至此，高高在上、冷酷无情、神秘莫测的大司命形象已塑造完成。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谓采摘美丽如玉的花朵，将把它送给即将离别远去的大司命。人已经渐渐地进入老境，若不多加亲近，就会变得更加疏远。它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崇敬、依恋，也表现了因年纪既老而情意愈疏的悲伤，流露了冀幸延年的情绪。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说：“神以巡览而至，知其不可久留，故自言折其麻华，将以备别后之遗。以其年已老，不及时与神相近，恐死期将及，而益以琉阔也。盖诉而寓祈之意。”可谓深得其中三昧。
“乘龙兮磷磷，高驰兮冲天。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这仍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大司命驾着滚滚的龙车离去，他高飞远举，直冲云天。我手持编好的桂枝久立凝望，越是想念他啊越是忧愁悲伤。上四句从抒清主体的角度，言因感于老境渐至却不能愈力睐近而有折疏麻以挽留之举，重点抒写了迎神女巫的复杂情感；而此四句则从另一角度，写大司命全然不顾迎神女巫的挽留，乘龙冲天而去，既表现了大司命的冷酷无情，又表现了迎神女巫的痴情与忧愁。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这仍是迎神女的唱辞。谓神已离去使人忧愁，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愿自今而后事神之心不减。本来人的寿夭是有定数的，难道是由人神的离合可以改变的么？这是神去之后迎神女巫的自我宽解之辞：既然人的命运由天而定，又何必苦苦追求，又何必因与神的离合而徒增忧伤呢？从表面来看，作品以这样的口吻作结，显示了迎神女巫对生死寿夭的达观态度，展示了她既现实又乐观的性格。但仔细品味，其中却充满了追求不得的失落和惘怅，流露出对人生命运的无可奈何。
作品以对话和独白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大司命和迎神女巫（追求者）的形象。在大司命与迎神女巫的对话中，重点突出了大司命冷酷无情、自命不凡、自鸣得意、高高在上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均自大司命口中说出，又带有明显的自炫性质。同时，在对话中还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虔敬与崇拜，表现了互目寸神的热爱与追求。但二者的对话却有异乎寻常的特点：它不是承前启后的相互对答，而是大司命一方只顾炫耀自己的威灵和神秘，迎神女巫乘势表述自己对他的爱慕与追求，反映出地位尊卑的殊异。而这样的对话形式，更有利于对大司命性格的塑造。在迎神女巫的独白中，则主要突出了迎神女巫的痴情和惆怅，表现了她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而这种种情感均以独白的方式说出，更加重了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乎引唐色彩，将一个“终被无情弃”的女子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哀怨动人。
作品寄慨遥深，富有寄托。先民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既观照了草木的零落，也观照了自我的衰亡。他们将自己生死无常、寿夭不齐的抽象思考，塑造成为具体可感的大司命神的形象，并在迎神、送神的过程中寄托了自己长生不老的愿望。这就是民间《九歌·大司命》的原始意图。当诗人屈原利用这一形式抒发情感的时候，他则在人神离合的情节中，寄寓了自己君臣离合变化的情思和希冀，以及追求不得的失落与惆怅。而其中“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与《离骚》中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情感何其相似！“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意味又复相同；“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与“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同是遇合难成的牢骚与无奈。
与《颂》诗中的大多数篇章不同，《那》主要表现的是祭祀祖先时的音乐舞蹈活动，以乐舞的盛大来表示对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护佑助。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那》祀成汤，按此为祭祀用乐之始。”先秦诗史，基本上是音乐文学史，而今天从音乐文学史的研究角度看，可以说《那》具有比其他《诗经》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此诗不但本身就是配合乐舞的歌辞，而且其文字内容恰恰又是描写这些乐舞情景的。诗中所叙述的作为祭祀仪式的乐舞，按照先奏鼓乐，再奏管乐，再击磬节乐，再钟鼓齐鸣，高唱颂歌跳起万舞这样的顺序进行；最后，主祭者献祭而礼成。按《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诰告于天地之间也。”此诗的描写，与《礼记》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诗首句便用两嗟叹之词，下文又有相当多的描绘乐声的叠字词“简简”、“渊渊”、“嘒嘒”、“穆穆”，加上作用类似叠字词的其他几个形容词“有斁”、“有奕”、“有恪”，使其在语言音节上也很有乐感，这当是此篇成功的关键。虽然它不像后世的诗歌在起承转合的内部结构上那么讲究安排照应，但是其一气浑成的体势，仍使它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孙鑛说：“商尚质，然构文却工甚，如此篇何等工妙！其工处正如大辂。”（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所谓的“工妙”，读者应当从诗的整体上去理解，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其艺术性；所谓“大辂”，应是一辆完整的车子，而不是零碎的一辕一轴。
六经皆史，从以诗证史的视角说，此诗是研究音乐舞蹈史的好资料。诗中出现的乐器有四种：衎鼓、管、磬、镛，分属中国古代乐器八音分类法的革、竹、石、金四大类，出现的舞蹈有一种：万舞。《诗经》各篇对鼓声的摹仿是极其生动的，可以使读者从中初步领略原始音乐的力度、节奏和音色。如《小雅·伐木》的“坎坎鼓我”，《小雅·鼓钟》的“鼓钟将将”、“鼓钟喈喈”，《大雅·灵台》的“鼍鼓逢逢”，《周颂·执竞》的“钟鼓喤喤”，《周颂·有駜》的“鼓咽咽”，此篇的“奏鼓简简”、“衎鼓渊渊”，这些摹声的双音叠字词，前一字发重音，后一字读轻声，通过强——弱次序体现了鼓声的力度，又通过乐音时值的组织体现了长短的节奏。从传世实物和考古发掘看，鼓有铜面和兽皮面两大种类，“逢逢”、“简简”、“渊渊”应是对兽皮鼓声的摹仿，“将将”、“喈喈”、“喤喤”则应是对金属鼓声或钟鼓合声的摹仿，它们形象地再现了或深沉或明亮的不同音色。从这一点上说，《诗经》中描绘乐声的叠字词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类描写的滥觞。《那》一诗中所用之鼓为衎鼓，据文献记载，衎鼓有两种类型，一种大型的竖立设置，名为楹或立鼓；一种小型的类似今日之拨浪鼓，较晚起。《那》中之衎鼓当为立鼓，按《释名·释乐器》云：“衎，导也，所以导乐作也。”可知其作用是在祭祀歌舞开始时兴乐起舞。而祭祀时跳的万舞，又见于《邶风·简兮》、《鲁颂·閟宫》。从《简兮）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万舞包括武舞（男舞）和文舞（女舞）两部分，男舞者孔武有力，手执驭马的绳索，女舞者容光焕发，手执排箫和雉鸟羽翎。笔者以为万舞是一种具有生殖崇拜内涵的舞蹈。按“万（万）”与“虿”字相通，《说文解字》释“虿”为毒虫，又称“蚳”，是一种有毒的蛙，则“万舞”一名当关联于蛙的崇拜。而据现代学者研究，蛙在上古信仰中是孕育和繁殖力的象征。此诗所描写的万舞是在鼓声中进行的，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鼓上铸的正是青蛙的形象，这些塑像常呈雌雄交媾状或母蛙负子状以表现生殖崇拜内涵，并且《简兮》所描述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的万舞形象也常见于铜鼓腰部的界格上，这些都是万舞的原始信仰意义的明证。
一
由古至今，文人雅士以“月”为题的诗文不胜枚举，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搜罗的作品，即可见一斑。谢庄有五子，他替他们取了甚为风雅的名字，分别是飏、朏、颢、从（上有山）、瀹（上有草）。有风，有月，有山，有水，可见谢氏是个性情中人，甚为风雅，且对“月”定有一份难以名状的好感，故也以“月”为题，创作了《月赋》。纵然在当时，人们对《月赋》的评价已十分不一致，如，宋孝武帝为之“称叹良久”，认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佳作；颜延之则说：“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后人更拿它来和宋玉的《风赋》、谢惠连的《雪赋》做比较，但看法仍有分歧。就以“月”为题的文学作品来看，谢庄的《月赋》仍是其中的翘楚，否则，像《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就不会相当一致地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二
我们可以发现谢庄的行文并不直接切入主题——“月”，而是拿曹植和王粲来替自己说话，先是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作为起笔。之后，陈王“抽毫进牍，以命仲宣”，让主角转到王粲身上，文章由此处宕开，最后，再以陈王连连称“善”作结。以这样的虚构来从事文学创作，谢庄并非头一位，这种以构拟的人物进行对话的行文方式，早已成了“赋”文学的一特征。
而谢庄仅仅是踵继前人的作法，却引来不少的批评，认为《月赋》既然借历史人物来创作，但也该考虑到是否合乎史实。如，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春，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都卒于这一年，而到了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才被封为陈王，谢庄却称曹植为“陈王”，又有说既已假托王粲之口来抒发情感，就不应该写入孙坚夫人梦月入怀而生孙策的传说事件。这样听起来似乎言之成理，但，对于一篇非史非传的文学作品而言，我们理当以较感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不应如此苛责，因为他并不损害文章的美感。
由于《月赋》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为开头，让谢庄笔下的“月”注定以愁忧的形态出现。风月、山水本是无情的，因人而沾染了许多的情感，“月”亦是如此，它本身并没有喜怒哀乐，是谢庄希望让它带著情感的色彩。而长年为病所苦的谢庄，自称已是“常如行尸”而“无意于人间”。有这样的情怀，心中那份说不尽的哀戚，当然也很容易地渲染了所见到的“月”。
人也会随著外在景观的改变，而体悟自我，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指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一年四季中，最容易让人有悲伤、凋零之感的，应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天，在这样的季节里，“月”自然也会浸染惆怅与孤凄。所以，谢希逸也就以秋天的“月”作为《月赋》描写的主题对象。
三
“月”既然是全文描写的主题对象，而谢庄在四百四十三个字中，直接点出“月”字的，虽然仅有六次，但是每一次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曹子建因刚遭受知己亡故之痛，忧闷不乐，已久未出游，夜半时分愁绪又起，遂外出解闷。遥望着天空，见到“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心中不胜感慨，低声吟诵起《诗》句来，仍觉不足以消愁解闷，于是要王仲宣为此情此景写一篇文章。原本愁思是闷在曹植的内心里，因为偶然之间见到“月”，那份内在的情绪也就有了一个可供寄托的外在具象——“月”，让无情的“月”和有情的人彼此接触在一起，展开了对“月”的描写。
王粲在陈王授意之下，先是一番的谦虚，述说自己的不才，幸蒙陈王的恩宠，不敢有负此恩，只好姑且一试，接著就说道：“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以类此“日”、“月”的对比，及其延伸出的“阳”、“阴”观念做为开头，引领出种种附着人的价值观的“月”和“月”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是铺陈、说理的成分多，而写景、抒情的成分甚少，“朒朓警阙，朏魄示冲”，将“月”相的变化说成了是在警示人君的作为须合德，须谦冲；“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更引用了梦“月”入怀的神秘传说，让“月”与朝代、家国的兴衰产生了一定的系连，凡此种种，想必是汉赋“铺采摛文”和“劝百讽一”的遗型。
写完了“月”的种种典故，谢庄又继续借王粲之口，连写了十四句优美异常的文字，虽没直接点明就是在写“月”，但句句扣紧“月”：先是以六个句子来描写天上的云气、地上的湖光山色的种种，为月的升起营造出不凡的气象；等到月由东方缓缓升起，也仅以“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如此不著痕迹的笔法写出；接著，又是以六个句子来形容月色本身和月色底下的景况。正由于月色是如此的俊美，君王也因而喜爱此月，罢去所有的歌舞，也就“去烛房，即月殿”，此时才明言“月”字，做为前文的说明，也为后文预留了线索。
走向“月”殿，带来了羁旅的几许孤寂，感受到至亲好友不在的凄楚，王粲的“月”也从没有直接感情的柔美，转为诱发感慨的凄美。此时，不管是天籁，还是乐音，听来一切都是那么凄苦异常，更反过来使人有一种无限的郁结萦绕于胸，最后发现唯有“愬皓月而长歌”，才能消解种种的不乐。因“月”引发愁绪，也唯对“月”长歌才能消除愁绪，表示只能与“月”对话，这就更显出羁旅的孤独与悲哀。
对“月”长歌什么呢？“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望着“月”，一时间感到虽与美人相隔甚远而无法相见，但那共有的明“月”可以传递彼此的信息，也算稍稍慰藉相思之苦，回过神来，发现距离终究是无法超越的。这种因“月”而引发对家乡、对情人的相思，可说是千古不变的母题。由于唱得深情款款，听者也听得入神，却霎然而止，听者恍然若失，于是又歌一曲：“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月”将西没，是岁也将终了，要人趁时光尚好时回去，正与“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的“月”升起的情形相呼应，做为完美的结束。
最后，陈王的连连称“善”，不但给予王粲一个回应，也算回应了文前的“陈王初丧应、刘”，总结了全文。
四
据史书的记载，与谢庄同时的袁淑，看过谢庄所作的《赤鹦鹉赋》之后，曾感叹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李调元称此赋“属对工整”，且认为是“律赋先声”。而与《赤鹦鹉赋》同一时期所作的《月赋》，亦运用了许多整饬的对偶，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等对，甚至有骈四俪六的句式。以最为人所称道的“若夫气霁地表”至“周除冰净”一段为例：
“气霁地表”对“云敛天末”
“洞庭始波”对“木叶微脱”
“菊散芳于山椒”对“雁流哀于江濑”
“升清质之悠悠”对“降澄辉之蔼蔼”
“列宿掩缛”对“长河韬映”
“柔只雪凝”对“圆灵水镜”
“连观霜缟”对“周除冰净”
十六句中两两对偶，有五组四字句对，二组六字句对，而且前八句更是“四、四；四、四；六、六；六、六”的骈四俪六的句式；且“末”、“脱”二字同一韵，“濑”、“蔼”二字又一韵，“映”、“镜”、“净”三字也同韵，知其亦开始讲求押韵。
总之，《月赋》除了情感的表达甚为成功，结构上亦是自为完整的一体，句子的对偶、押韵，也充分展现了“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的时代特色。
诗的前六句写离别时的送别场面，运用顶真修辞手法，将这几句一线贯穿。接连出现两个“离声”和“涕零”。增强了诗的缠绵悱恻之情。给诗定了沉郁的基调。诗的首句，借用惊弓之鸟的典故，用以比喻“倦客恶离声”——久倦羁旅的游子最厌恶、最害怕的便是离歌之声，勾出倦客恶离别的心理状态。为突出其表达效果，连用两个“恶”字来充分烘托游子极度厌恶、畏忌远行的气氛，既增强了类比性，也加重了感情色彩。但是，“恶”之偏至，这就是人世间之所以有不幸的一个原因吧。第三句的开头便用“离声”二字顶上，声情之急，节奏之紧，直令人难以喘息。“离声”一出，不仅去者伤情，就连送行的宾客和驾车的仆夫亦不禁潸然泪下，诚所谓“一曲离歌两行泪”，“天涯去住各沾巾”。此情此境，行子更难自持，只见他伤心落泪，挥泪而去，去去又回，依依话别。这几句由声而写到情，由己之情写到宾御之情，由宾御之情再回到己之情，回环往复，层层递进，把那种两情互感的情绪、场景和气氛，表现得一气贯注，淋漓尽致，以上将离情写足。下面两句说片刻的分离都会使人难受，何况是远游异乡的长久别离呢。叙议结合指出如此离伤的原因。应该说这个议论也是充满真情实感的，所以谭元春说它“甚真甚真，有情人之言”（《古诗归》）。因果相依，不着痕迹地为诗的上一段作了小结。同时，“异乡别”又为下一段写离乡远行之况作了准备。这种“住而未住”、“藕断丝连”的转接方式，很像词中的“过片”。可以想见词中的一些艺术手法，在诗人的创作中早有实践，只不过没有明确地上升为一种文学形式（词）中的自觉的艺术法则。
诗的第二段说车儿在漫漫长途上远行，颠簸摇晃了一天，又是日落黄昏，夜幕笼罩了静寂的大地，眼看周围的人家都掩门入睡了，可是远行的游子直到半夜才盼得一顿晚餐。黑夜里，听着野风呼号，草木哀鸣，更令人肝肠寸断。这几句由白天而写到夜晚，其间有人、有事、有景、有情，脉络清晰，丰而不杂，将行役之苦写得历历在目。“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两句引向对游子征途中苦难生活的描述。“遥遥征驾远”以下六句，游子驱车不停地走向遥远的地方，白日杳杳又到傍晚了。这个时候，在家的人早已关起门来唪觉，而在外的游子，午夜还在做饭。野外的寒风吹动草木，发出萧萧的声响，游子不由悲从心生，肝肠欲断。诗人这几句诗，写出了漂泊天涯，流浪江湖游子的真实感受。“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两句，诗人运用平常的事物，从衣、食这两个角度做比，写出游子在外的“酸”、“苦”，耐人寻味。这里突然插入两个比喻——吃梅总觉得酸，穿着葛麻布衣总是难以御寒的——这必然之理人人皆懂，然其酸、寒之状，他人难言，而只有食者、衣者自知。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必然”与“自知”。行役之苦，只有行子自知，自伤自苦，真切深刻，更为感人；而“必然”又为下文设置了前提，食梅苦酸，衣葛苦寒，一如人情苦别，乃事之必然，无法回避。即使在宾朋满座，丝竹盈耳之时，忧伤的游子亦无法表现出一丝欢颜，正是“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张谓《送人使河源》）。有时候自己也想长歌自慰，但其结果呢，只有引来更深长的愁恨。这就意味着不论客观环境如何，亦不论主观努力如何，行子之愁，愁不可销。诗人总是力图透过离愁表象的描述，以回折顿挫的笔法，将诗思引向更深刻更概括的情理之中；诗中的比喻用得灵活生动、自然贴切，有的能领起全篇，有的则能网络上下，在情理表达，叙事逻辑，章法结构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后四句诗人满腹忧愁，坐于席上，即便丝竹满座，仍不能忘掉忧愁。要唱辞长歌来聊以自慰，哪知更牵动起心中的悲苦。可这仅仅是“长恨”的开始，日后苦难“万端”会源源不断涌来，腹中悲苦，难于化解，足见其悲苦之深重。
诗歌开篇就用了一个新奇惊人的比喻，把疲于奔波的人对再一次起程比为惊弓之鸟。鸟是因为身体受伤，而人则是心里受伤。因此，当受伤的心再一次听到别离之声，立时紧张而痛苦，完全没有宴饮的心情。再想到自己别离后的遥遥征程，曾经奔波的情景一时跳入脑海。而在傍晚时分，更是令人心碎。别离之后，一边是亲友家人的无尽孤独，一边是游子茫茫的征途。想到这些，再好的东西，都无法下咽，再动听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那忧伤的心情，那痛苦的脸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开解了。最后，诗人说，本想振作起来，唱一支歌，自我宽慰，但未曾想到，长歌未尽，憾恨之心再起。这首诗诗人巧妙化用典故，合理运用顶真修辞渲染烘托气氛，格调沉郁，感情真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