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主要写三山即福州西湖的优美景象，但也透出作者自己的颓放与悲哀。首句以连云的湖水，拂天的翠柳，极写西湖的辽阔、饱满、绿意醉人。接二句写自己，写自己既得以住在风月最佳处，又与这最美的风月景象不相称。“衰翁”一词，可见其颓唐放逸的心情。“垂杨”一韵，接首句“翠拂空”而来，写自己领受了“厚重”的处恩，在西湖无柳处补种芙蓉的情态。
下片赋写自己游湖的快乐，在快乐中也透出颓放之意。首句承上文描写西湖之美的语句，再写西湖之美，但并不重复，因为此处是以“水晶宫”的想像，赋予西湖以神仙幻境般的神奇之美。“有时”两句，暗用晋代山简醉后倒载而为儿童所笑的典故，写自己在此喝得酩酊大醉，于是骑马归去时，不免为儿童辈所笑的情景，用以形容自己像山简一样的颓放。结韵为加一倍法抒情写怀，他说自己既然遭遇到迎面而来的逆风，那么就不再往前行船，索性酣醉于这被风激起的浪花中。以“打头风”象征阻碍他的政治力量，以“醉浪花”比喻自己的索性颓放，但也含有不为风浪所吓倒的风骨。
全词用事浑化无迹，意境如同全为白描绘成，口语造就。因此神迹双清，余味隽永。
首联，叙写诗人登临心境。“历历兴亡败局棋”，以“历历”状“兴亡”，足见其清晰分明；以“败局棋”喻“兴亡”写出了金国的灭亡，已成定局。起句，写出了兴亡的世事，历历分明，就像摆开的败局残棋，金国的灭亡，已不容置疑，但次句，诗人却说“登临疑梦复疑非”，登临时却仍怀疑这是梦境，又怀疑这一切似是实非。以“梦”“非”来写兴亡，写出了诗人对国丧都破现实的否定心态。他宁愿其是“梦”，宁愿其是“非”。但现实毕竟是现实，两个“疑”字的复沓，把诗人情感与理智的冲突，表现到了极致，把诗人对故国的怀念、忠贞也表现到了极致。这种写法，比照直说，更觉情深一往，爱意弥坚。
颔联，承首联写“登临”所见。诗人登高远眺，只见：残霞凌乱，落日凄凉，老复苍苍，遗台孤立。这些景物，萧杀凄凉，无不染上了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天无尽”，可以说是诗人胸中怀念故国的无穷无尽的思绪的外化；而“秋更悲”则道出了诗人满腔悲苦，逢秋更增的情愫。该联，景中寓情，情景相谐，诗人的亡国之痛，身世之悲尽现。
颈联，由现实转入神话，写“登临”所思。“沧海忽惊龙穴露”，沧茫的大海忽然干涸，连神龙之穴也暴露了出来。“沧海”“龙穴露”，正是金王朝覆灭的象征。“忽惊”二字，写出了金王朝亡国之速，之出人意料。表现了诗人的沧桑亡国之悲。诗人明知，沧海干涸，龙穴暴露，都城荒弃，国君早死，但是，仍期望着，在广寒宫中，吹着凤笙的神仙们簇拥着天子归来。“犹想”二字，极具情韵。从蒙古太宗乃马真后二年（1243）金哀宗自杀，金王朝灭亡，至诗人写此诗时已近十年，诗人“犹想”“凤笙归”，一个亡国遗臣对国君的怀念之至情，期盼复国之执著，表现得深沉、婉转。该联，诗人情动于衷，感情激荡，以无所羁縻，卷舒风云的浮想联翩，借助“沧海”“龙穴”“广寒”“凤笙”等神奇鲜明的艺术形象，深邃含蕴地表现了诗人悲故国，怀亡君的深情，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尾联是诗人由“登临”所引发的悲痛情感的总爆发。该联诗人借对山川景物的决绝，表达了无以复加的悲痛。其实，宫有何碍，山又何咎，但在泪眼迷离，愁情塞胸的亡国遗臣看来，曾经是金王朝宫室的琼华，只能徒增悲伤；风景秀丽的西山也只会惹人垂泪，唤起人此身何寄之感。于是诗人恨不“从教尽刬”“了”。“从教”与“尽刬”两虚词呼应甚妙，从看似反常的心态中折射出了诗人悲痛的深重。
该诗写景极妙。断霞、落日、老复、遗台，在诗人精组合下构成了一幅秋日暮景，国破家亡的悲痛，尽在其中。寓情于景，比径直抒情，其情更深。琼华富丽，西山秀美，美景当前，正好赏玩。但诗人却“尽泪垂”，愿“从教尽刬”“了”。情景相异，更见出诗人因国破家亡，伤心之深。该诗情感激烈，苍凉悲慨，亡国遗民老泪纵横的形象，历历如见。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首诗是重阳登高即景抒怀之作，作者从戏马台的荒废，夕阳晚照联想到老境将至，好景不常，自警应该抓紧时间玩赏风光，多作好诗，不须汲汲于世俗之事。
诗的开头两句写景：“平林广野骑台荒，山寺钟鸣报夕阳。”诗句中点明了季节、地点和时间，语意闲雅。戏马台有典故。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归来为宋公，驻守彭城，曾因饯送孔令辞官还乡，大会宾僚于戏马台，一时文士如谢灵运、谢宣远都有诗咏。回首过往，往日的热闹更显现今的荒凉，首句的重点就在“荒”字上，有咏怀古迹之意，见出人事代谢之感。这一联，写景叙事不仅工在形象，而且注重象外之意，“平林”句见人事代谢之感，“山寺’’句则寓时节相催之意，这种象外之意，直透三、四两句，加强了诗句之间意趣的融合。
第三四两句抒情：“人事自生今日意，寒报只作去年香。”时节易得，又是一年的重阳。每逢佳节，人们便有思亲之感；而菊报却依旧开放，还是和去年一样，送来阵阵的寒香。诗句中含有“年年岁岁报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代刘希夷《代悲白头翁》）的感慨。自然的规律，总是如此。
五六两句，记节日清游的情况：头巾被风吹得歪斜了，诗人更觉得清霜已侵上了鬓发。“巾欹更觉霜侵鬓”这一句暗用了“孟嘉落帽”的故事。所谓暗用，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清空无碍的叙事句，写的都像是当下即刻的事，但实际上已经暗用了某个典故。这方面杜甫做得很成功，陈师道学杜，也成功地吸取了他的这个方法。这里不但是暗用，而且是活用，也就是能从原典中翻出一种新意，别具一种风流。孟嘉落帽而不自觉，是其通脱忘怀之处，陈师道这里却“巾欹更觉霜侵鬓”，头巾从头上滑下一半，更觉霜发之多，老去的感受更强了，也更深切地感觉到时节相催。从孟嘉的帽落不觉到陈师道的“巾欹更觉”，原典的意思完全被翻转过来。下句又用了“石作肠”的典故，诗歌的语言佳妙，也有“清便富丽”的高致，就像宋广平写《梅报赋》，措词婉媚，并不碍其铁石心肠一样。另外，此联用两个典故来暗写登高赋诗，妙在隐而不露。
结尾两句：“落木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抒发游赏以后的感想。“落木”句用杜甫《登高》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句意，写傍晚登览所见的远近景象。“此身”句感叹节物如此可念，登临清赏的机会正不应放弃，而此日此身，还须忙于世务，很难得有时间，这又是十分可惜的。
陈师道作诗多学杜甫，这首也是学杜甫有得之作，瘦劲浑厚、清淡高致、内涵深蕴。
应酬节物之意，从宋人的创作观念来看，是一种比较成熟和时俗的题材，所以欧、梅、苏、黄等大诗人多不经意于此，这大概也是宋诗人去熟忌俗之旨。但陈师道的重阳诗，扫除陈言熟语，着力翻新。于前贤未到之处立意取象，却能轧轧独出，于平淡中见奇峻，可以与王维、杜甫等大家的重阳节诗咏争一日之长，此亦江西诗派“以故为新”的一种表现。
此诗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写张说巡边的历史背景，“朔南方偃革，河右暂扬旌”说明朝廷是因为边境发生战事派遣燕国公巡边。同时，“宠锡从仙禁，光华出汉京”，写出了出京时张说的光彩。其实，张说出任朔方节度使，说白了就是贬官，作者把贬官写得如此荣耀，一则因为应制诗不能显出不满之意，二来这样写也是对友人的一种宽慰。后一部分主要赞扬张说的政治才能以及对他建功立业的期望。“闻风六郡伏，计日五戎平”，形象地说明了张说的治边才能。“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以仲山甫与张良来比喻张说，仲山甫与张良都是古代杰出的辅弼大臣，这充分表明了作者对张说的钦佩。而结联“四牡何时入，吾君忆履声”说“吾君”也盼望张说早日凯旋，对张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此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张九龄对唐玄宗兴战之心的暗中讽谏。当时唐玄宗送行诗中有“三军临朔野，驷马即戎行”、“戈剑靖要荒”等诗句，表明要耀武扬威，战服边疆，与张九龄同时的其他大臣奉和圣制诗，大多顺玄宗意，对朝廷兴战歌功颂德。而张九龄此诗开篇高擎“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指出朝廷开战的目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制止战争。针对唐玄宗尚战，张九龄为防微杜渐，希望能以讽谏感悟帝王兴战之心。这在“开元盛世”的背景下，实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