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这首词运用比兴手法，极写废园的荒芜凄凉景色，并以独明的孤花自况。
上片先写废园春光关不住，春之景象中又有牵衣藤刺，扑面飞絮，这藤刺、飞絮，或许就是他对于时政的感慨。下片还是扣住春光来写，不过这春光却是暮春的景象，一朵孤花开放在墙角，没有人来采摘。结尾两句含有勉励的意思，勉励年轻一代珍惜少年时光，有所作为，莫使良机空逝而徒然叹息。抒发其兴亡、盛衰和怀才不遇之感。全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意深刻。郁勃激荡而凄绝灵动，在晚清词坛别树一帜。
起句“漠漠春芜春不住”，广漠的园地上一片荒芜萧索，春日的芳华已消逝褪尽的景象。“藤刺牵衣，碍却行人路。”而那些“藤蔓”——昏庸的王公大臣及其帮凶的文人们，却处处牵制，阻碍着维新改革者的道路。“偏是无情偏解舞”。“舞”在此处有双关作用。一是代表那些昏庸的王公大臣们纸醉金迷，酣歌漫舞；二是指行人之舞，即改革维新者前进的步伐。二“舞”是对立存在的。“蒙蒙扑面皆飞絮”，说明维新改革者的道路坎坷，词人怒斥群丑，悲愤之势已出。
下半片的“绣院深沉谁是主？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一朵明丽的孤花在荒芜的废园中寂寞地开放，无人培护，无人欣赏。突出了它独立荒园，孤芳高洁的品格。花与词人的心境融合无间，灵犀相通。结尾“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是安慰孤花，亦强作自解，以孤花自喻。词人透露出一种怀才不遇的凄凉，同时又以身不逢时而自我宽慰。
这首词写得十分蕴藉含蓄，深意在所描写的景象之外。词刻意描绘废园春景，是要让读者看到一幅时代的政治画图，就是清王朝在那些“藤荆”之类的奸佞之臣当权下，正走向末路和败亡。词人也强烈感受到时下政治的腐时，深深地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而忧虑。“绣院深沉谁是主”，“绣院”暗喻的是当时的清王朝，这一句还包含了词人盼望“圣主明君”招揽人才，改革时政，振兴国运的怀抱。词的最后几句，则是词人以花自比，抒发的是空怀救国救民之才而无法施展的人生感慨。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