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思妇的怨歌。宋代大诗论家严羽说过：“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李贺这首《黄头郎》通过押运管理船运的下级官吏的境遇，来反映唐代社会生活中的思妇怀人这一主题。
诗的开头两句，“捞拢”一词点出了造成夫妻分离、家人不能团聚的原因。“去不归”表面上只是叙述，但这一“叙述”却包含着幽怨。他成年累月离家在外，引起自己无限的思念。两句诗似脱口而出，又似呼唤远方的丈夫。这样，诗一开头就把一个情感丰富的少妇形象呈现出来。
“南浦芙蓉影，愁红独自垂。”送别丈夫的水边，一支荷花，影影绰绰，那红色显得那样的哀愁，独自低垂着头。这里是写荷花，但更是写人。在烟波渺渺的南浦，一支愁红惨淡的荷花，孤伶伶的，把气氛渲染得那样寂寞凄凉。这凄凉的荷花其实也是人，正是那寂寞哀愁的少妇形象的艺术化。丈夫出远门，长久未归，她独自一个人又到了送别丈夫的水边，伫立着，眺望远处的船帆，一张张帆过去了，过去了，却不是自己丈夫的归帆，她只能哀愁伤感地低下头。这花似人，以花写人；这人似花，以人拟花。花人合一，人比花更愁。诗人把思妇苦苦相待的心情生动形象地传给了读者。接下去诗人用了一个流泪的典故。娥皇、女英这一传说富有美丽的神话色彩，能引起读者丰富的幻想。特别是李贺在运用这个典故时突出了声、色两个方面，使这个人们常用的典故和当时的环境十分吻合，有声有色地渲染了环境，渲染了人物的心情。你看：那叮咚叮咚的流水声，多像是二位妃子赶路时那玉佩碰击的声音；在惨淡的月影中，山间的竹子摇曳着，那竹叶上晶莹的露珠儿像是幽竹的眼泪。这里的月影、水声、幽竹、露珠，把“愁红独自垂”的“芙蓉”衬托得更加哀怨，也把少妇思念的情怀渲染得婉曲感人。以上是诗的第一部分。
“玉瑟调青门”一句可看作是“青门调玉瑟”的倒装。这里场景变换了，从送别的“南浦”到了“青门”，这中间有时间的跳跃，不是连续性的场面。她算计着时间，自己心爱的丈夫大概要归来了，于是抱起玉瑟到霸城门边守候，盼望丈夫的归来。她时而翘首归途，时而弹瑟以消磨时光；一直到傍晚降临，暮云冉冉而起，把开着黄花之葛藤都沾湿了。在河边沙滩上的蘼芜，开着白白的花，在秋风中摆动。这时候少妇想到要把罗荐打扫好，在鸳鸯炉上点燃香料，让丈夫一到家就感受温暖芳香。这位少妇盼望丈夫归来的感情是多么热烈真挚。这一部分里写得亲切动人，除了得力于诗人描绘了这位思妇的两个行动：深情地抱瑟等候于青门外边，在家中扫干净垫荐、焚热香炉；更得力于这六句诗对色彩的点染：青门、黄葛、白云、蘼芜花，交汇成多姿多彩的画面，这就更能突出少妇的感情了。全诗就是这样，由两部分组成：思念、盼归。这两部分前后呼应，构成了哀怨婉转、情感深挚的境界。
本首诗是组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劈空而来，似大潮奔涌，似火山爆发，骇人心目。单看“白发三千丈”一句，真叫人无法理解：白发怎么能有“三千丈”呢？读到下句“缘愁似个长”，豁然明白，原来“三千丈”的白发是因愁而生，因愁而长。愁生白发，人所共晓，而长达三千丈，该有多少深重的愁思。十个字的千钧重量落在一个“愁”字上。以此写愁，匪夷所思。奇想出奇句，不能不使人惊叹诗人的气魄和笔力。古典诗歌里写愁的取譬很多。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按：当作“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白独辟蹊径，以“白发三千丈”之长喻愁之深之重。人们不但不会因“三千丈”的无理而见怪诗人，相反会由衷赞赏这出乎常情而又入于人心的奇句，而且感到诗人的长叹疾呼实堪同情。
人看到自己头上生了白发以及白发的长短，是因为照镜而知。首二句暗藏照镜，三四句就明白写出：“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霜色白，以代指白发，似重复又非重复，它并具忧伤憔悴的感情色彩，不是白发的“白”字所能兼带。上句的“不知”，不是真不知，不是因“不知”而发出“何处”之问。这两句不是问语，而是愤激语，痛切语。诗眼就在下句的一个“得”字上。如此浓愁，从何而“得”？“得”字直贯到诗人半生中所受到的排挤压抑；所志不遂，因此而愁生白发，鬓染秋霜，亲历亲感，何由不知！李白有“奋其志能，愿为辅弼”的雄心，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均见《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尽管屡遭挫折，未能实现，但他的志向绐终不泯。写这首诗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壮志未酬，人已衰老，不能不倍加痛苦。所以揽镜自照，触目惊心，发生“白发三千丈”的孤吟，使天下后世识其悲愤，并以此奇想奇句流传千古，可谓善作不平鸣者了。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