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前后二段，前十一句为前段，先作巧构形似之言，摹写李花的色白和茂盛状，再用夸饰手法写夜中的李花，而后写朝阳初照花林的景致，其体物入微，发前人所未发，是描写客观景物的笔力展现；后八句为后段，写自己感到赏花心情已远不如少年时代，李花盛开，自己却与张署同谪江陵，同悲流落，可知自贬阳山以来，政治上的失意始终笼罩在韩愈心头。这首诗写得奇丽精妙，体物入微；全诗情寓物中，物因情见。
前十一句，极写李林繁花之盛，景象之奇。韩愈大概早就领略过李花明黑夜的奇景，夜游李林不为无因。所游似一处果园，有桃李等果树林，然而夜间因红色反光微弱，洁白之色反光强烈，故“花不见桃惟见李”。接着大笔“等闲平地起波澜”极力挥洒，李林之神光被描摹得气势非凡，压倒一切。凿空乱道得理直气壮，涵盖时空远近动静虚实大小，硬语盘空。“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涣”说风雨压李花不倒，其洁白超过白雪，李林耀眼白涛腾空盖地无边无际。“君知此处花何似？”句后有删节，故无下句。
“白花倒烛天夜明”至“照耀万树繁如堆”六句，并未回答“花何似”问题，而是接前“波涛翻空”写李林繁花的气势。李花照耀压倒一切，如同天已破晓，群鸡惊鸣，官吏们纷纷起床。太阳升起，霞光万道，使人眼乱魂迷，这里没有说这是阳光还是李花的神光，把所有的树林都照耀得明亮奇异如玉山堆垛。
李花夜明诚属奇景，然而韩愈尽其诗笔夸饰描写，真实目的显然已非在写李花，而是另有感兴寄托。韩愈素来对李花另眼相看，其诗集中另有《李花二首》，其中第二首也写到月李交辉“明月暂入都交加”的奇景，发挥却在诗后半写到了“玉皇家”的席上，皇家酒宴韩未肯一顾，因为李花的神韵盘踞肝肠，“清寒莹骨肝胆醒，一生思虑无由加”。谜底揭开，“君知此处花何似？”写李花即是写自己，自己的灵魂和人生操守就正像“清寒”两句诗所描写的那样。韩愈对照亮黑夜的李花屡动深情原因就在这里。
描摹歌颂夜李，对自己是一种寄托和勉励，更是磨难时期的有力鞭策。诗末八句的后段所写感兴就较直白，要向蔑视黑夜大放异彩的李花汲取精神力量，永葆清醒莹彻的肝胆。
这首诗写得奇丽精妙，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诗歌前段着力描摹李花的情状，刻画从黑夜到清晨之间李花的物色变化，写得绚丽多姿，令人魂迷眼乱；后段借花致慨，百感交集。全诗情寓物中，物因情见，堪称咏物佳作。
此篇写作者雪后游乾明寺并在寺中留宿的情景。首联写雪后山光耀眼的奇异感受和诗人至乾明寺赏雪的快意。颔联绘寺中雪景，表示对寺院有此美景的惊叹和爱赏。颈联表白诗人对至洁的白雪的呵护，以及雪后初晴，鸟雀欢鸣充满生机的景象带给诗人的喜悦心情。尾联写作者留连不返，寄宿僧榻，且待卧听融雪之声的情景。
首联写“雪后到乾明寺”。
温庭筠《侠客行》：“白马夜频惊，三更灞陵雪。”韦庄《和同年韦学士华下途中见寄》：“马惊门外山如活。”第一句即化用温庭筠、韦庄诗意，用“马亦惊”来烘托漫山皆雪，一片银色世界。一开头就给人造成强烈印象，起笔不凡。第二句以“阶前屐齿”写“到乾明寺”，以“我先行”，写他对雪景的酷爱——以先赏为快。
颔联写寺中雪景。岑参即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与苏诗“风花意境相仿。”出句写乾明寺也是“千树万树梨花开”，时正严冬，梨花不当开，故置一“误”字。对句写乾明寺月光照于上，雪光映于下，有如不夜城一般，彻夜通明，故说“云月长临不夜城”。
颈联抒发诗人对雪景的热爱，苏轼《西江月》：“可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未许”句，用法与此相同，这样至洁至净的银色世界，决不能让牛羊践踏，破坏她的纯洁。“且看”句，是想象雪晴之后，鸦雀戏弄于千树万树梨花间，尤其可人。
尾联写“遂宿”。前句写留宿乾明寺，后句申说留宿的目的是要欣赏大雪融化之景。雪大，融化时的雪水必多，流动时会发出声响。
全诗辞情明快，反映了虽在贬斥之中、处境艰危，但诗人热爱美好事物、热爱生活的情趣依然并不消减的乐观态度。
此诗算不上苏轼咏雪诗的最上乘，但也不像纪昀所批评的那徉“俗”、“拙”、“不成语”。（《纪评苏诗》卷二十一）这首诗少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写景很形象，如同置身于这一银色世界一样。二是感情真挚，特别是后四句，充分抒发了他对这一至净至洁的雪景的热爱，反映出他的生活情趣。由此表现出，他即使在被贬的地方，生活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并不以个人的遭遇介怀。
此诗先写作者与李白的深厚交情，再叙与李白一同寻访范十隐居，后写在范居处即席朗诵屈原的《橘颂》，席上三个人因此在各自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表达了朋友之间心神相连的感情。全诗有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有心志共鸣的融洽，有生命志向茫茫无归的惆怅，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
全诗可分三部分。
开头六句为第一部分，叙写作者对待李白的交情。两人共被同行，亲如弟兄。“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可见作者是应约来此欢聚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见来此已是秋天，更见二人情谊之深。
中间六句为第二段，叙述两人同寻范十隐居。“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两句，叙途中之事。“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两句，写造访范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两句，写他们留连至晚。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吟《橘颂》，对隐居而思物外之游。
虽然诗中有对李白的赞叹，但更多的是描出了友情的几幅简约入微的素描。“秋共被”“日同行”“寻北郭”“入门高兴发”“屯云对古城”“悠悠沧海情”，夜晚，白天，出城，入归，望天，问海，这种感情里，兄弟之情，心神相连，生生都是不会轻易断绝的。
刘辰翁以为“入门高兴发，侍立小重清”两句不可解，金陵生撰文认为此即曹洞宗所谓“不犯正位”，言小童清，则主人之清雅脱俗固不难想见。“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两句，朱彝尊谓“‘谁’字疑当作‘惟’字谓得”。金陵生据诗意认为当以“谁”为长。此联是正反两面言之，上句谓范十隐居自是为全其志节，如《橘颂》所咏之“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者；下句反诘，谁欲贪恋故乡风物之美呢？若作“惟”则与结联“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表意重复。
这首诗写寻范居士仅数句，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确乎难能可贵。若论叙事的真实、细节的生动、形象的传神、语言的幽默，却不及李白同时的作品《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