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第六首。其主要抒发了赴难殉国的壮志以及壮志不遂的愤慨之情。
这首诗通篇造语悲壮雄浑，结构严整紧凑，句无闲字，篇无闲笔，它体现了曹植后期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此诗共十二句，一韵到底，每四句为一小节。第一小节写登高远眺，统摄全诗；第二小节以“烈士”与“小人”对比，借以明志；第三小节比第二小节更深入一层，直言自己以身许国的打算。但第三小节的前两句乃承第一小节的登高远眺而言，后两句则承第二小节的“国仇”二句而言，带有总结全诗的意思。篇幅虽短，却波澜迭起，气象万千。在曹植诗中，诚为异军突起的佳作。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是第一节。第一句诗写楼观极高，不高则不足以远眺；第二句写当窗凭槛，视野自然开拓。“飞观”，形容楼阁耸立，结构宏伟，如飞鸟之在高空；“临牖”，等于说“当窗”；“御棂轩”，等于说“凭槛”。
第三句“周千里”的“周”字用得确切而有气势。“周”者，遍也，匝也，意思说向东南西北四周遍地远眺，都能望到千里之外。“朝夕见平原”，通常讲成早晚都能看见平原，实有辞费之嫌；眼中的平原不可能有不成其为平原的时候。其实“朝夕”本是表空间的名词，后乃引申为表时间的名词。但鄙意上句既言“周千里”，则此句的“朝”、“夕”并不仅指东、西两面，而是概括指四面八方。正如以“朝”、“夕”为早晚，虽指早晨和傍晚，实概括一昼夜之二十四小时而言之。这两句正写出河南地处中原，登高望远，有控驭四方之势。所以表面上看似领起下文，实已体现作者胸罗万象、气盖当世的雄才大略。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是第二节，“烈士”，指有正义感而不怕牺牲的人，在古代不一定专指死者。“偷自闲”，偷安而自甘闲散。“亮”，诚然，实在。“塞”，防止，杜绝。“国仇”句，是说国家的仇敌诚然是一时还消灭不了的。原意是说勇士要时时不忘自己应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烈士”二句看似泛指，涵义实深。意谓自己本是“多悲心”的“烈士”，但每当遇到报国歼敌的机会，却不允许自己参加，尽自己一份力量。这无异把自己看成苟且偷安的“小人”。这两句诗表面上是客观的、平列的，事实上却洋溢出作者报国无门的一腔义愤。因此接下来坚决表态：在国仇未灭之时，自己是甘心抛头颅、洒热血的。
然后转入“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是第三节，承上第一小节登高远眺的描写更明确地表示，自己时刻关心着魏蜀双方的战斗的，很想亲身奔赴前线。蜀在魏之西南，故作者“抚剑”而瞩目“西南”。“太山”，这里不是指山东的泰山，而是指陕西的太乙山。太乙山与终南山相接，在今陕西郿县南，正当蜀军入魏的冲要之地。当时诸葛亮既围陈仓，扬言要从斜谷取道郿县，太乙山正是对方的必经之路，所以作者打算奔赴太乙山迎战敌人。
最后两句，依黄节注，“弦急悲声发”是比喻作者为什么要让人们听他慷慨陈辞。“弦急”，指把琴弦绷紧，使调门儿增高。盖弹琴时如果要使音调高亢激越，便把琴弦拧紧。音调既高，“悲声”乃作。这两句意思说琴弦一“急”，琴声自“悲”；而大敌当前，国家多事，自己却被投闲置散，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才悲愤交加，慷慨陈辞的。这两句既是“国仇”二句的补充，又是全诗的结语。
这是一首抒写思乡的小令。上片起首三句，月明风清，秋色宜人，栏杆外梧桐叶被秋风吹动，发出阵阵轻响。思乡的词人睹景伤情，不禁悲从中来，更增添了思乡的愁绪，于是辗转反侧，归梦难成。
下片，写户外近处的景物。传入耳中的是台阶旁蟋蟀的悲鸣，夜间寂静，树上栖息的鸟儿见月光而惊飞。两句见出环境的凄凉、冷寂，正应词人孤独的思乡心理。仰首望天，映入眼帘的是大雁成行，横于天际。北雁南归，更触动了他的乡情，使他这羁旅他乡的游子倍增伤感。从听觉、到视觉的转换，拓宽了词作的意象空间，加上烘托、反衬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游子思乡的主题逐渐深入，水到渠成，引出尾句，以“偏伤旅客情”重笔直陈作结。
全词把极寻常的思乡之情，写得含蓄蕴藉，曲折动人，移情于景，借各种具体可感的意象把无形的思乡曲曲传出，文心细密，动人心弦。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此诗叙写鲁僖公君臣在祈年以后的宴饮活动。诗一开始便写马，马极肥壮，都为黄色，其“乘”字指出了这些是驾车的马。周代的礼制非常严格，不同的身份地位在礼器的使用方面也有差别。身份本是抽象的名称，它们由具体的物质享受来体现，在出行时，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车驾了。此诗接着转向庙堂，“夙夜在公”的“公”，当作官府讲，与“退食自公”的“公”同。不过，这里的官府不同一般的官府，而是僖公祭祀祈年之处，亦即《鲁颂·泮水》和《鲁颂·閟宫》诗中的“泮宫”和“閟宫”。祈年为郊祭，在国都以外，故首二句反覆咏马。然后才写到乘车马的人，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揭开诗歌的主要部分，即宴饮部分。在宴会上，舞伎手持鹭羽，扇动羽毛，如鹭鸟一样，有时群飞而起，有时翩然下落，给宴会制造气氛。与宴的人们在饮酒观舞，不绝的鼓声震撼着他们的内心，优美翻飞的舞姿调动他们的情绪，酒酣耳热，他们不禁也手舞足蹈起来。忘记了平日的礼数、戒备、拘谨，都在舞蹈，摅发各自内心的快乐，相互感染，没有语言，但一举一动都在和对方进行心灵深处的交流。这时，诗人也为眼前的情景所感动，而发出由衷的希望：“于胥乐兮！”（“呵，大伙一起快乐呀！”）
第二章的形式和首章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字有所变化，一是描写得更具体细致，指出马为牡马，大伙在官府中所忙碌的是饮酒跳舞；二是写出时间变化，“鹭于飞”是舞者持鹭羽散去，舞宴结束，故而饮宴者也带着醉意而返回。
第三章揭出郊祀之事。駽为青骊，与前言乘黄不同，疑为鲁公所乘，以乘駽推出鲁公，显出其与群臣不同。群臣的欢乐是君主所赐，故曰：“在公载燕。”饮宴不是一种孤立行为，既是欢娱群臣，更是祭祀，朱熹说：“凡庙之制，前庙以奉神，后寝以藏衣冠，祭于庙而燕于寝，故于此将燕，而祭时之乐，皆入奏于寝也。且于祭既受禄矣，故以燕为将受后禄而绥之也。”正指出这种联系。下面四句是诗人的祈祷，希望从今以后，有好的收成，并把这福泽传之子孙。榖，兼含福善之意，诗人不仅希望鲁君把收获的粮食传给后代，更希望鲁国福泽绵长，享祚长久。《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郊祭对于鲁国显示出在诸侯中的崇高地位，故诗人极力赞扬，每章以“于胥乐兮”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