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写爱情的欢悦和失恋的痛苦,运用铺彩摛文的手法来刻画女主人公丰富的感情活动。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追忆初识的光景;然后是回忆热恋时的情景;最后是抒写被弃的景况。
在描写热恋情景时,诗中一连用了十一对问答句子,显露了热恋中人心灵的激情颤动,和他们对幸福的热烈追求。吟哦之下,仿佛看到他们一次次互赠信物,以表“殷勤”之意,听到他们频频指物为誓,以示“拳拳”之心。在抒写失恋痛苦时,诗中一连用了四个“与我期何所”,仿佛看到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焦灼地等待情人前来赴约,一次又一次经受着失望的折磨。诗人成功地采用排比铺陈的笔法来加强感情的冲击力。
诗题“定情”,有镇定其情的意思,正如陶渊明的《闲情赋》是闲止其情的意思。此诗在技巧上大多用直叙法,唯中段在写男女之情时,反复比喻,十分突出。尤其诗中提到的汉代妇女的饰物更是保存之珍贵的资料,如:从“绾臂双金环”句中得知汉代妇女有在手臂上戴金环的装饰;“约指”就是指环,除了金、玉之外也可以用银制成;妇女又有耳上戴明珠珰,肘后结繁香囊的习惯;至於“跳脱”就是臂钏,俗名镯子;罗织的缨带上还悬垂着美玉;还有金箔的发簪;玳瑁的钗;至於妇女的服装上有纨素做的三绦裙,就是装饰着三条花边的裙子;又有白绢做的夹层“中衣”,是近身的衣服,穿着小衣之外,大衣之内。
《文选·洛神赋注》引繁钦《定情诗》曰:“何以消滞忧?足下双远游”两句,不见于今本《定情诗》中,可见《定情诗》中尚有脱文。
第一段说明作者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华靡,崇尚节俭;虽受世人讥笑,自己却不以为病。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先交代了自己的家世,说明勤俭持家是他们家一贯的作风,这就为结尾教训儿孙应当厉行节约,以保持优良家风作好了铺垫。接着列举三个事例说明自己不喜欢奢靡的性格与作风;一是从幼儿时起,就不喜欢穿着金银华美之服;二是考中进士,参性闻喜宴时,独不戴花,经同年规劝,乃簪一花;三是平生布衣蔬食,但求蔽寒果腹,在遭到别人的讥笑时,也不以此为缺陷。文章是写给儿辈看的,在文中列举自己的生平事迹,现身说法,亲切动人。
第二段慨叹近年风俗侈靡,与宋朝初年大不相同,然后说居高位的人不应随波逐流。作者开始就列举风俗奢靡的具体表现:一是衣着日尚华丽;二是饮食趋向精细丰腴,以宋初士大夫家宴客情况与近年士大夫家宴客情况来对比说明。衣食固已如此,其余自可想见。列举两点以赅其余,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最后以一个反诘句,对居高位者随波逐流的做法,委婉地进行了批评。
第三段举出宋朝初年李、鲁、张三人崇尚节俭的言行性以表扬,赞叹大贤的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作者在指出近年风俗侈靡以后,又举出宋初大贤的节俭事例来反衬近年与宋初风俗习惯的不同。宰相李沆居第厅事前仅容旋马,他并不以为太隘,反而认为这里作为太祝祭祀和奉礼司仪的地方已经很宽了。参政鲁宗道,由于家贫无肴果,只好宴客于酒家。张知自从当了宰相以后,生活享受仍和在河阳作节度判官时一样。这这三个人都身居高位而能励行节约,保持勤俭作风。这样的深谋远虑,深为作者叹服。
第四段引用御孙的话性以解说,从道理上阐明俭和侈必致的后果。上述以近年风俗的侈靡与宋初大贤的节俭对比,从正反两面来突出近年风俗侈靡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引用了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的话,指出节俭是有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行为。人们生活俭朴了那么私心杂念也就少了。人们生活奢侈了,私心杂念也就多了。所以,他们做官时就必然受贿,在乡间为民时,就必然盗窃他人的财物。这就从道理上阐明了节俭和奢侈必然导致的后果。俭和侈的利害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五段再以正反两面的事实为证,连举六个古人和当代人的事迹,说明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最后以训词收束全篇。
文章先叙述自己素来以节俭朴素为美德,对别人的讥笑不以为然,并说自己并非故作不同流俗而沽名钓誉,乃顺应自己的性情;又追忆天圣年间士大夫往来宴聚普遍尚俭的旧事,慨叹近日愈趋侈靡的风气;接着以本朝有识之士的俭朴美德为例,说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引述古人的遗训,分析“俭”与“侈”的得失利弊;最后以古人俭、奢的历史事实,阐明俭能列名得福,奢必招祸自败,勉励子孙行俭戒奢,保持家风。所论虽是为子孙后代保全身家性命着想,但于后世颇具教益。全文平实自然,明白如话,广征博引,说理透彻。虽是告诫后人,却不板着严肃面孔正面训诫,而是以老人回首往事、今昔对比的亲切语调信笔写来,未经心组织而自然成理。
这首组诗见于小说第三十四回。
这三首绝句是林黛玉用泪写就的,是黛玉第一次比较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宝玉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忧心,也是他们两人感情明朗化的一个开端。题写这三首诗之后,他们几乎没再有像之前那样的争吵过。
第一首主要是林黛玉回顾与贾宝玉两情未通前的痛苦和两情相通后的喜悦;第二首进一步抒发黛玉对宝玉挨打的深切同情和悲哀,表现他对宝玉之爱的一片赤诚;第三首诗借湘妃的故事以古喻今,抒写黛玉对宝玉情义之深笃,也预示了他们爱情的悲剧结局。这三首诗是小说女主人公林黛玉对男主人公贾宝玉爱情的心血之流注。组诗通篇都闪烁着泪珠,黛玉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三首诗在小说中的作用,全在于联系宝玉挨打这件事,表明贾宝玉、林黛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他人。只有将它放在具体的情节中,对比薛宝钗、袭人的不同态度,才能看出贾宝玉、林黛玉的互相同情、支持。贾宝玉被打得半死,薛宝钗来送药时虽然也露出一副怜惜的样子,但心里想的却是“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也欢喜了,也不能这样吃亏”,还“笑着”说“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的。”处处卫道,处处维护贾政,实际上是用所谓“堂皇正大”的话把贾宝玉教训了一顿。袭人则乘机在王夫人面前进言,大谈贾宝玉“男女不分”,“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和“君子防未然”的道理,从中挑拨贾宝玉、林黛玉关系,建议“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她的话吓得王夫人“如雷轰电掣的一般”(据《红楼梦》戚序本),并骗取了王夫人的宠信,为后来抄检大观园作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相互体贴、了解和林黛玉的一往情深、万分悲痛,顺便也写了贾宝玉身边唯一足以托付心事的忠诚信使——晴雯,这都是大有深意的。
其次,“还泪债”在作者艺术构思中是林黛玉悲剧一生的同义语。要了解“还泪债”的全部含义,最好的办法是读曹雪芹原稿中后面所写的林黛玉之死的情节,但这一部分,后世读者已看不到了。不过,作者的写作有一个规律,多少可以帮助读者弥补这个遗憾,即他所描写的家族或人物的命运预先都安下了伏线,露出了端倪,有的甚至还先有作引的文字。描写小说的主要人物林黛玉,作者更是先有成竹在胸,作了全盘安排的。在有关林黛玉的情节中,作者先从各个方面挖好渠道,最后都通向她的结局。
这三首绝句始终着重写一个“泪”字,而这泪是为她的知己贾宝玉受苦而流的,它与林黛玉第一次因贾宝玉摔玉而流泪,具体原因尽管不同,性质上却有相似之处——都为脂砚斋评语所说的知己“不自惜”。这样的流泪,脂砚斋评语指出过是“还泪债”。但好久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看法,以为林黛玉总是为自身的不幸而伤感,其实,贾宝玉的不幸才是她最大的伤痛。为了贾宝玉,她毫不顾惜自己。贾宝玉挨打,她整天地流泪,“任他点点与斑斑”。“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诗中将这个疑问提出,为“还泪债”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黛玉在此落泪,又似乎是在暗示她跟宝玉最终悲痛分离的结局。
这首诗很像一幅古代农村风俗画。据钱钟书《宋诗选注》,清初著名画家恽格(寿平)曾借此诗题画。
首句“百里西风禾黍香”,大笔勾勒出农村金秋季节的画面。诗人或骑马、或乘车、或登高,放目四野,百里农田尽收眼底。那结满累累果实的稻谷黍粱,在西风吹拂下,波翻浪涌,香气袭人。面对此境,诗人为之深深陶醉。
“鸣泉落窦谷登场”一句,诗人收束目光,由阔大之景集中到泉水沟窦和一派繁忙景象的打谷场上。“鸣泉落窦”是眼前所见。淙淙流泉落于溪潭之上,发出清越的响声,与打谷场上繁忙的声响交杂一起,构成一幅喜人的农村秋景。李文渊《赋得四月清和雨乍晴》有“熏风到处田禾好,为爱农歌驻马听”之句,虽然写的是春景,但意境与此诗颇有相同之处,可以互相参阅。
“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诗人的目光离开了繁忙的谷场,注目坡前,看到了刚释重负、横卧坡头啮草的老牛。这是一幅非常富有农村特色的画面:其景致的野朴,其风韵的淡远,传神写照。诗的主旨是通过对老牛的赞赏,抒发长期蕴积胸中的郁闷之情。诗人仕宦的坎坷,官场生活的劳苦,就如同老牛的“耕耘之债”一样。然而老牛的役债终有了结的时日,而他也希望尽早了却役债、像老牛那样释却重负、舒闲一下长期疲惫的心灵。
古人描写农事、抒发感怀的诗有不少。如王维“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新晴晚望》);元稹“农收村落盛,社树新团圆”(《古社诗》);欧阳修“田荒溪流入,禾熟雀声喧”(《陪府中诸官游城南》);朱熹“农家向东作,百事集柴门”(《残腊》),但都不如孔平仲此诗抒情之深沉。
这首诗风格清新自然,尽管用意深,却如同随意写来,不加雕琢,一切全在有意无意之间随意点出。
全诗是围绕着缴租展开的。
诗的前四句,交代因遭灾而无力缴租。第一句说,秋雨淹田,颗粒无收;第二句写江洪泛滥,灾难深重重,难以恢复家园;第三句写不得不放弃家园,外出作佣,而佣耕又难以糊口。这样一层意思进逼一层意思,逼出了第四句;“的知无力输租米。”从上面陈述的诸般景况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无力缴租。对这一事实的坚定叙述,为下面描写纳租者的痛苦,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创造了前提。天灾与人祸古来是不单行的,而且天灾之年更能见出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诗歌的后十句就分两步具体描写了缴租者的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第一步,卖衣完租;第二步,衣服已尽,卖及人口。在写第二步时,诗人并没有粘着于今年,而是从跟前即将被卖的二女儿,联想到去年被卖的大女儿,又推知明年的三女儿。这种连年卖衣卖口的现实,就是对封建剥削的有力揭露。从去年、今年、明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诉说顺序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诗人更深刻的言外之意。试想一下,明年卖了三女儿,后来呢?是否还有第四个女儿?诗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顺势即可补足的想象空间,这里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悲惨结局。而这,也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这首诗内容上的特点就在于揭露的深刻。诗人写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生活的悲惨,还揭露了在征敛问题上“黄纸放尽白纸催”的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是普遍的。租税问题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农村题材诗歌的重要主题,但是,像范成大这样揭露得深刻的诗作不是很多,这是范成大这一类诗歌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为一篇揭露和讽谕的文字,诗人并没有像自居易新乐府“首章标目,卒章显志”那样直接点揭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老农自我诉说的方式展开内容。诗人极力不露声色,在一种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中表现沉痛的揭露。开头四句,用极平静而又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诉述一个确凿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就是对官府的有力指责。第二三两层次更是如此,卖衣卖口的事实就是最深刻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寄寓了反语的讥讽,诗人不渲染缴租的艰难,而是表现完租后的庆幸,把一个痛苦的经历以平静而略带庆幸的语气诉说出来,这是凄彻骨髓,痛入肺腑的表现。这种冷峻的嘲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揭露了官府催租的残暴。人们宁可忍饥挨冻,宁愿忍痛割爱,也不愿忍受催租的苦难,由此可以想知催租时的种种暴力和农民的诸般惨状。这种把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寓于客观叙述之中的方法使批判具有更沉重的力量,反映了诗人严峻的批判态度。
诗中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朴素,但也时见细致之处。如“病骨虽寒聊免缚”,不经意中交代了老农的疾病。大女、二女同是被卖,写来情况也见不同。虽然哪一个被卖都是惨痛的事,但大女儿年岁大一点,终能体察家境父情,在一诀别之泪后默默地走上了牺牲的路,而二女儿年岁稍小,又有婚约,在生活中多了一份留恋和牵连,只是在父母的驱遣下才接受了被卖的现实。一种况味,两种情样在这些地方,从平淡的叙述之中都可以见出用笔的细致和练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