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田园景物诗,诗的首联领起全诗,总括杨村不同一般的美景;颔联、颈联具体描绘所见景观,原野开阔,色彩鲜明,景物如画,令人欣漾;尾联笔锋转向自身,抒发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情感。此诗词语对仗工整,语言晓畅自然。
首联“石桥两畔好人烟,匹似诸村别一川”总括杨村的美好景致。江西属多山丘陵地带,虽不至于“地无三尺平”,但平原也并不多见。诗人此刻走上石桥,看到的不是陵岭蜿蜒而是一片平川,炊烟袅袅,心中惬意畅然之感顿生,旅途疲惫也被这阔寥的景色荡涤一空。
颔、颈两联对杨村加以具体描绘。“杨柳荫中新酒店,蒲别架下小渔船。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四句勾勒出一幅如诗如画,似幻亦真的田园风光美景。绿绿的杨柳,紫色的葡别,红白相间的鲜花,金黄的麦田、蔚黄的天空,象是重彩渲染的民间年画,色调对比十分鲜明。开阔的画面,丰收的景象,令人陶然欲醉。并非诗人重笔渲染,大肆泼墨,而是纯为白描勾勒,平铺直叙。在颔联中,诗人以导游的身份向人们娓娓介绍,指点杨村景物。颈联的“红红白白”,“碧碧黄黄”则是将诗句口语化,浅显通俗,朗朗上口。正如陈与义所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春日》)诗人沉迷于田园美景,赞美之词脱口而出,这种不假修饰,随意自然赞美反而更能显出诗人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也就是在这种平淡自然的描述中,农家远离尘嚣、自足自乐的田园生活乐趣得以更深刻的体现。新酒店的开张,渔人无拘无束的生活,丰收的麦田,鲜鱼美酒,多么令人神往。画面上并未出现人物,但诗人渲染的笔锋,让人感受到他们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最后一联写自己的感想,他说了许多农村如何如何好的话,主要目的,就在于最后这一句话,以田园乐趣来反衬他不太想做官的思想。
律诗讲究起承转合。一般来说,颔、颈联之间需有“转”的关系。而本诗颔、颈两联却为并列关系。这便是诗人对“活法”的具体运用。杨万里有意打破律诗格式的框架窠臼,力求变通,求新求活,以两联并列同去描绘色彩纷呈的生活画面,从而使全诗意象更为丰满充实,富有立体感,为诗人产生退隐之念作了铺垫。的确,这般田园美景,如此生活乐趣,何必在仕途上奔波忙碌。大自然新茗一般的清新早将诗人追逐功名利禄的世俗之心涤除得干干净净。这便是《过杨村》于平淡之中透出的醇厚韵味。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自战国楚宋玉《九辩》以来,“悲秋”就成为中国古典诗赋的传统主题。而前人以“九九重阳”为题材的诗章词作,更借凄清、萧瑟、衰飒的秋色状景托怨情、兴别恨,少有不着一“悲”字者。诸如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苏轼的“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悲”等,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寄寓伤时忧国的凄怆痛楚,或倾吐落拓失意的抑郁苦闷,或抒发获罪被贬的万端感慨,皆“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毛泽东的这首词却脱尽古人“悲秋”的窠臼,一扫衰颓萧瑟之气,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独步诗坛。
此词以极富哲理的警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开篇,起势突兀,气势恢宏。“人生易老”是将人格宇宙化,韶光易逝,人生短促,唯其易逝、短促,更当努力进取,建功立业,莫让年华付流水。“天难老”却是将宇宙人格化。寒来暑往,日出月落,春秋更序,光景常新。但“难老”并非“不老 ”,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毛泽东《矛盾论》)。“人生易老”与“天难老”,一有尽,一无穷;一短促,一长久;一变化快,一变化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既对立又统一。这并非“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古老格言的简单趋附,而是立足于对宇宙、人生的清理并茂的认知和深刻理解的高度,揭示人生真谛和永恒真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具有极强的审美启示力。“岁岁重阳”承首句而来,既是“天难老”的进一步引申,又言及时令,点题明旨,引起下文:“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今又重阳”是“岁岁重阳”的递进反复,年年都有重阳节,看似不变,其实也在变,各不相同:如今又逢佳节,此地别有一番风光。
古有重阳登高望远、赏菊吟秋的风习。在历代诗文中,重阳节与菊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身逢乱世的诗人,往往借写菊花表达厌战、反战之情,即菊花是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毛泽东笔下的“黄花”却是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这“黄花”既非供隐士高人“吟逸韵”的东篱秋丛,亦非令悲客病夫“感衰怀”的庭院盆景,而是经过硝烟炮火的洗礼,依然在秋风寒霜中绽黄吐芳的满山遍野的野菊花,平凡质朴却生机蓬勃,具有现实与象征的双重性,带有赋和比的特点。词作者是怀着欣悦之情来品味重阳佳景的。黄花装点了战地的重阳,重阳的战地因此更显得美丽。“分外香”三字写出赏菊人此时此地的感受。人逢喜事精神爽,胜利可喜,黄花也显得异常美丽;黄花异常美丽,连她的芳香也远胜于往常。这一句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尽管“人生易老”,但革命者的青春是和战斗、战场、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不叹老怀悲,蹉跎岁月,虚掷光阴,而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革命而战,一息尚存,奋斗不止。
下片承“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的意脉,写凭高远眺,将诗的意境向更深更阔处开拓。岁岁有重阳,秋去又秋来,“一年一度秋风劲”,这个“劲”字,力度极强,写出秋风摧枯拉朽、驱陈除腐的凌厉威猛之势,笔力雄悍,极有刚健劲道之美。此情豪迈异于东风骀荡、桃红柳绿、莺语燕歌、温柔旖旎的春日风光。但劲烈的西风、肃杀的秋气在作者心中引起的不是哀伤,而是振奋。诗人的感情、战士的气质决定了他的审美选择:“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天朗气清,江澄水碧;满山彩霞,遍野云锦,一望无际,铺向天边,极写景色之瑰丽。
整首词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
历来写宫怨的诗大多不着“春”字,即使是写春宫之怨的,也没有一首能像杜荀鹤这首那样传神地把“春”与“宫怨”密合无间地表现出来。
前两句是发端。“婵娟”,是说容貌美好。宫女之被选入宫,就因为长得好看,入宫以后,伴着她的却只是孤苦寂寞,因而拈出一个“误”字,慨叹“今日在长门,从来不如丑”(于濆《宫怨》)。此刻,她正对着铜镜,顾影自怜,本想梳妆打扮一番,但一想到美貌误人,又不免迟疑起来,懒得动手了。上句一个“早”字,仿佛是从心灵深处发出的一声深长的叹息,说明自己被误之久;次句用欲妆又罢的举动展示怨情也很细腻。这两句在平淡之中自有自然、深婉的情致。
三、四句用的是流水对,上下句文意相续,如流水直泻,一气贯注,进一步写出了欲妆又罢的思想活动。“若为容”是“怎样打扮”的意思,这里实际上是说打扮没有用。宫女说:“既然被皇上看中并不在于容貌的美好,那么,我再打扮又有什么用呢?”言外之意,起决定作用的是别的方面,例如勾心斗角、献媚邀宠等。
五、六句忽然荡开,诗笔从镜前宫女一下子转到室外春景:春风骀荡,鸟声轻碎,丽日高照,花影层叠。这两句写景,似乎与前面描写宫女的笔墨不相连属,事实上,仍然是围绕着宫女的所感(“风暖”)、所闻(“鸟声”)与所见(“花影”)来写的。在欲妆又罢的一刻,透过帘栊,暖风送来了动听的鸟声,游目窗外,见到了“日高花影重”的景象。临镜的宫女怨苦之极,无意中又发现了自然界的春天,更唤起了她心中无春的寂寞空虚之感。景中之情与前面所抒写的感情是一脉相承的。
“风暖”这一联设色浓艳,《诗人玉屑》(卷三)把它归入“绮丽”一格。风是“暖”的;鸟声是“碎”的──所谓“碎”,是说轻而多,唧喳不已,洋溢着生命力,刚好与死寂的境界相对立;“日高”,见出阳光的明丽;“花影重”,可以想见花开的繁茂。绮丽而妙,既写出了盛春正午的典型景象,反衬了怨情,又承上启下,由此引出了新的联想。
眼前声音、光亮、色彩交错融合的景象,使宫女想起了入宫以前每年在家乡溪水边采莲的欢乐情景:荷叶、罗裙,一色裁成,芙蓉似脸,脸似芙蓉,三人一队,五人一群,溪声潺潺,笑语连连。“越溪”即若耶溪,在浙江绍兴,是当年西施浣纱的地方,这里借指宫女的家乡。这两句以过去对比当下,以往日的欢乐反衬出此时的愁苦,使含而不露的怨情具有更为悠远的神韵。诗的后四句虽是客观的写景与叙事,然而揭开字句的帷幕,却可以听到宫女隐微而又极其伤痛的啜泣之声。
从诗的意境来看,《春宫怨》似不只是诗人在代宫女寄怨写恨,同时也是诗人的自况。人臣之得宠主要不是凭仗才学,这与宫女“承恩不在貌”如出一辙;宫禁斗争的复杂与仕途的凶险,又不免使人憧憬起民间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与宫女羡慕越溪女天真无邪的生活又并无二致。它不仅是宫女之怨情,还隐喻当时黑暗政治对人才的戕杀。
这首诗以“风暖”一联饮誉诗坛,就全篇而论,也是一首意境浑成的好诗。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上片赞颂友人马中玉对其父母的孝养之心:四句全部用典。“归心正似三月草”,化用孟郊《游子吟》诗事;“试着莱衣小”,乃选用《列女传》“老莱子孝养二亲”之典;“橘怀几日向翁开”,是用《三国志·吴志·陆绩传》之故事;“怀祖已嗔文度、不归来”,乃化用《晋书·王湛传》事典。这些典故均附含马中玉性情之实际,贴切自然,启人联想,可以窥见词人的学识渊博和才艺出众。
下片则叹息自己的心绪和情感,远不如友人马中玉的热烈积极:“禅心已断人间爱,只有平交在。祖论瓜葛一秤同。”词人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佛家的清静澄明,已浸透了他的心灵,消磨掉了炽热的情感,已不似马中玉这般执著于人间的诸般情爱了。所剩下的,只有平昔之交,不论什么纠葛亲友关系,都一视同仁。平交意指平淡之心。词篇在与友人的对比反差中,突出烘托了马中玉的孝亲个性和形象。末句:“看取灵光新赋、有家风”,又回到用典的艺术方法上,它以后汉王延寿作《灵光殿赋》的才华横溢、卓然出众,再次补充赞美了马中玉的诗书传家风范。
全词叠用事典,引喻譬类,意象复加地塑造了马中玉友人的高尚品格和丰满形象,堪称是词人“以才学为词”的典型之作。引譬用典,可使词章含蓄蕴藉,别造新境,烘云托月,虚实相生;然而,这首词典故过多,也往往形成词意晦涩,阻滞思路,不易霎时领会词旨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