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黄鹤楼在湖北省武昌西汉阳门内黄鹤山上。世传黄鹤山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得名(见《齐谐志》)，山势绵亘如长蛇奋跃瞰江，其首隆起似高冠，故又名蛇山或高冠山。在山之阴有费文祎洞，亦传为驾黄鹤仙去者，楼即因费文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而得名(见《寰宇记》)。又有《艺文类聚》卷六三引《述异传》说：“荀环，字叔伟，寓居江陵，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云汉，俄顷巳至，乃驾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辞去，跨鹤腾空，眇然烟灭。”
本来登蛇山之巅俯瞰大江已令人心旷神怡似觉身心飘浮脱尘埃，再联想到种种登仙的故事怎能不思绪翻腾！唐崔颢《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为写登楼怀古思乡之愁的绝唱。而陈恭尹登黄鹤楼作此诗虽不及崔诗负有盛名，然其国破家亡之痛，苍凉悲愤之情却极为深沉，与崔诗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作者为抗清志士陈邦彦之子，其父殉难时他才十余岁。1659年南明覆亡，他怀着巨痛创伤南归隐居不仕，从河南往故乡南海(今属广东佛山市)途经武昌登临黄鹤楼作此诗，时正值岁暮，苍茫乾坤，思古抚今，情怀激荡，感慨万分！
首联“郊原草树正凋零，历历高楼见杳冥。”点题并概括地描写了季节的变化、时间的迁移产生的环境气氛与人的情绪。旷野草木枯凋零落，黄鹤楼空唯见仙人跨鹤腾飞而去的渺茫极远的雲路，天地间一片凄凉景色，令人感到空虚迷惘，失家亡国之情尽在不言中。
颔联写登楼眺望，进一步通过山光水色的描写表现其胸中的郁愤。“鄂渚地形浮浪动”概指“芳草萋萋鹦鹉洲”的地形变化，正在激流中冲撞浮动着(据《水经注》鹦鹉洲曾沉没于江中三百年，后又逐渐淤积，至清乾隆间复成)。“汉阳山色渡江青”谓“晴川历历汉阳树”的绿色已不复存在，唯见浑浊的江水碧如蓝，这本岁暮的自然景色，诗人用拟人化手法说是青色渡江，江山易色，影射了现实的改朝换代。地形山川的浮动、变色形象地表现了诗人不安的心境。
以上四句以景抒情，颈、尾两联则更深一层抒发内心悲愤之情表白自己的态度。既然“昔人已乘黄鹤去”仅有“白云千载空悠悠”只得归隐洞庭。诗人虽未言愁，但其意境是从“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创新出来的，读此二句愁绪油然而至，而且“粤客”只“归心向洞庭”仍是他乡游子，奈何不愁！
尾联“莫怨鹤飞终不返，世间无处托仙翎”。更是寓意深沉，借黄鹤飞仙故事评古论今。“昔人”“飞鹤”是指代诗人心目中的明王朝，它一去难返既成事实，然而却不必怨他，怪只怪、怨只怨、根只恨这人世间虽大却无小小飞鹤容身之地。当然这一见解有偏见，但却无疑表现了诗人对明王朝的忠诚与爱恋。
这首诗的特色在于意境的创造上。首先是诗人巧妙地溶化崔颢《黄鹤楼》诗意境入自己的感情创造出此诗的意境，使诗境更为深广，表达深刻的感情。如：崔诗有“历历汉阳树”，陈诗只见“历历高楼”，显然更是一番凄凉景色。其次是善于选择意象构成意境，表达对故国之思，明太祖取天下围武昌时就是屯兵高冠山俯瞰城中，一鼓拔之取胜的，诗人登临黄鹤楼其用心很明显。又如：“杳冥”能使人立即想到鹤飞楼空；“鄂渚”“汉阳山色”会将鹦鹉洲的芳草、汉阳树的一片春色浮现眼前与现实对比。而“凋零”“杳冥”与“浮浪动”“渡江”等意象则动静结合构成空茫不定的意境达到以自然景象表现人的复杂情绪的效果；以“云水”“洞庭”“鹤飞”等意象构成烟水茫茫前途渺渺此恨绵绵的思想境界，从而表现了诗人的爱国热情，突出诗的主题。
诗以议论起，用递进法展开。先说自己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在年轻时就对离别看得很重，到了年老，即使是会面，也引起心中的伤悲。对句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年老了，会一次少一次，所以相见时对未来充满感伤；一是有会必有别，因为对离别的感伤，就连对会面也感到心情沉重起来。
毕竟，与别相比，会还是快乐的。第二联写会面时的亲情。兄妹俩随意准备了些酒菜，只是为了把酒谈话，话很多，一直到夜间，还在昏暗的灯光下说着。这两句，很形象地刻绘了兄妹俩的感情，都是就眼前实事组织进诗，显得十分亲切；比那些着意雕镂、粉饰拔高的话自然得多。正因为如此，这联成为传诵的名句。宋吴可《藏海诗话》云：“七言律一篇中必有剩语，一句中必有剩字，如‘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如此句无剩字。”赞赏了句中用语稳妥，浑成一气。同时，王安石的诗以善用叠字闻名，这联中两个叠字也用得很成功。“草草”二字，说出了兄妹俩的感情至深，用不着世俗的客套，能够相会已是最大的满足，描绘了和睦温暖的家庭气氛。“昏昏”二字，写两人说了又说，灯油已快干，灯火已昏暗，仍顾不上休息。
下半四句写别，呼应首联。刚刚在叹息已经三年没有见面，知心话说不完，眼下自己马上又要到万里外的辽国去，诗便自然而然地转入惆怅，话题也就引入别后。于是，妹妹挂念地问：“后会在什么日子？”兄长只能含糊地回答：“见到大雁南飞，我就会从北国带回消息了。”其实，诗人自己不能预料会面的日子。诗就在无可奈何的气氛中结束，留下了一丝安慰，一个悬念。
这首诗没有用一个典故，把人所习见的家庭生活细节捡选入诗，而以传神的语言表达出来，是那么地质朴自然，因而成为王安石七律中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