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三联皆写诗人夏日纳凉时的闲适；尾联却笔锋陡转，情调变为悲愤，表达了当时忧国志士共同的悲苦无诉的心境。全诗饶有高雅情趣，颇具感染力。
首两句：“落日解衣无一事，移床临水已三回。”点明作者是在日落之后才来的，他解衣当风，移床临水，床的位置，不觉已换了三回了，可见追凉心切。
第三四两句，写他乘凉直到深夜还未回去。星斗已经渐渐低沉了，池里的鱼儿，正在自得其乐，水面上不时可以听到鱼儿唼喋的声音。因为今晚是有月亮的，所以环境里所见的事物比较清晰。月亮渐渐地转到银三的西边了，可惜的是雁儿还没有飞来，这儿显得很静。
第五六两句：“疏翠庭前供答话，浅红木末劝持杯。”池塘是和庭院靠近的，庭院里寂静无人，此时可供答话的，只有院子里稀疏的碧树了。在疏翠当中，还间有些浅红的花朵，想喝上点清酒，也只有这些花朵相劝持杯了。作者在如此幽静的环境中，不改居贫之乐，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结尾两句：“明明独对苍华影，莫上睢阳万死台。”是由深夜纳凉，陡然兴起的感慨。作者和其兄朱松，都是主张坚决抗金的志士。此时已届老年，夜深的当儿，虽也萧然自适，但此刻对影清池，深感时光易逝，机会难来，自己已是苍颜华发了。可是国仇未报，抗金的意志虽未消失，而秦桧等投降派揽有大权，自己也便无门报国，不能像张巡那样登台誓师，万死不辞了。“莫上睢阳万死台”之句，正是在闲适中陡然产生的悲愤，而这种心境，又显示着当时忧国志士共同的悲哀而无处控诉。
这首词写羁旅情怀。上片追忆当日送别的场景。下片倾诉身不由己的无奈之感。全词孤清之中略带愁意，愁意之中又略显凄迷。
上片开端就是“长记”二字，既表达了纳兰对妻子深切的思念之情，也隐含着负王命、不得归的无奈。两人一别良久，从此他便如一只孤船在天涯漂泊， “片帆”二字形象地刻画出了词人孤身一人行走在外的飘零和落寞。“一灯新睡觉，思梦月初斜”二句写他在旅店惊醒，睡梦中全是故园之景，娇妻之美，但醒来只看到一星孤独的烛火在黑暗中闪烁，心中悸痛，此时月亮才刚刚西斜，这一番纠结之后自然再难成眠。
下片描写了有家难归，不由羡慕北归的燕子。南方虽好，春水春云，皓腕凝雪，画船雨眠，细雨落花，皆令人陶醉，但都消释不了自己对家的惦念。肩负王命，就难免有身不由己之感。一别甚久，纳兰归家之心迫切，思念之情令他备受煎熬，但他却难返故土，难怪他要感叹了： “便是欲归归未得，不如燕子还家。”就连燕子都能秋去春归、来去自如，我竟然还不及它。眼见周围景色一天天精致、明朗起来，春的气息夹带着生机与湿润扑面而来，如画的山水让纳兰忍不住憧憬：我何时才能回到家乡，与妻共赏烟柳画船、雨中花影，那该是何等的惬意。
诗的开头描写山鹧鸪的生活环境和不安的情状：“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苦竹岭是山名，在今安徽省铜陵市西南。“秋月辉”，点明这是秋月高挂的夜晚；“鹧鸪飞”，写鹧鸪在月的辉照之下惊飞；“南枝”，点明惊飞的范围。夜鸟不能远飞；只能在枝头近处雀跃小飞。这正如辛弃疾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所写的“明月别枝惊鹊”的情景。
接着写鹧鸪的夜不安眠，惊飞不定，除了因为秋月高照之外，还因为她即将经历一场生活的变迁：“嫁得燕山胡雁婿，欲衔我鸪雁门归。”原来她被许嫁给燕山胡雁，燕山胡雁正以夫婿的身份来接她迁到雁门那里去。
底下写众鸟前来相劝、挽留：“山鸡翟雉来相劝，南禽多被北禽欺。”“翟雉”，长尾的山鸡。鹧鸪的好友或“左邻右舍”，山鸡、翟雉等纷纷来劝她不要走。说在南方生活的禽鸟到了北方，多被北方的禽鸟欺侮。这显然是众鸟们生活经验的总结，但这里并未展开，大概因为鹧鸪也是知道的，不必饶舌。
“紫塞严霜如剑戟，苍梧欲巢难背违。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鸣惊叫泪沾衣。”最后四句写鹧鸪的决心和悲哀处境。
鹧鸪说：雁门地方风霜严酷有如剑戟刺人，我决不到那样的地方去，我已决心在南方九嶷山上筑巢生活，再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心愿了。胡雁一定要我跟着它去，而我誓死不去，这该怎样了结啊!想起来不禁哀鸣惊叫，泪水沾衣。这四句写鹧鸪的心理活动，先是婉转：它不像山鸡翟雉那样直统统地说“南禽多被北禽欺”，而归怨于雁门的严霜如戟；次是坚定，誓死不违背巢居苍梧的心愿；后是悲哀：可以想到胡雁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而自己的处境能否安然无恙，实在担心，所以不免哀鸣落泪。这样写，曲折深入，合情合理。
全诗写的其实是山鹧鸪巢居南方、不愿北去的习性，但诗人用故事敷陈开去，在禽鸟生活中加进了婚嫁、逼迁、劝留、相欺、哀叫、落泪以及其他心理活动，仿佛人间生活的缩影，饶有风味。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