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四句语言颇艰涩费解。第一句，“羁心”指一个被迫远游为宦的人满肚皮不情愿的心情。这句意思说在秋天的早晨自己郁积着一种不愉快的羁旅者的心情。接下来第二句说，既然一清早心情就不愉快，那么爽性尽情地眺览沿途的景物吧。第三、四两句似互文见义，实略有差别。“逝湍”指湍急而流逝的江水，则“孤客”当为舟行之客；而“徒旅”虽与“孤客”为对文，乃指徒步行走的人，则当为陆行之客，故下接“苦奔峭”三字。夫舟行于逝湍之中，自然提心吊胆；但其中也暗用“逝川”的典故。《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知此句的“伤”字义含双关，既伤江上行舟之艰险，又伤岁月流逝之匆遽，与下文“遭物悼迁斥”句正相呼应。第四句，江岸为水势冲激，时有崩颓之处，徒步旅行的人走在这样的路上自然感到很苦。不过从上下文观之，这句毕竟是陪衬，重点还在“伤逝湍”的“孤客”，也就是作者本人。所以“孤客”、“徒旅”是以个别与一般相对举，似泛指而并非全是泛指。
第二节的四句全是景语。这中间也有跳跃。开头明写秋晨，下文却来写“秋晚”，而用“日落山照曜”一句来代表。这种浓缩的手法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之一，而谢灵运的诗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但是缓是急，仍须研究。汉武帝《瓠子歌》（见《史记·河渠书》引）：“河汤汤兮激潺谖。”可见当训水流急貌。何况“石浅”则水势自急，必非缓流可知。此四句“石浅”句写水，写动态，“日落”句写山，写静态；水为近景，色泽清而浅；山为远景，色泽明而丽。“荒林”句写目之所见，“哀禽”句写耳之所闻。全诗景语，仅此四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照理讲它们并非主要内容。只是若把这四句删掉，此诗即无诗味可言。可见情由景生，原是写诗要诀。
第三节从写景转入抒情，却兼有议论。“迁斥”有两层意思，一是主观上指自己被出为郡守，无异于受迁谪和贬斥，二是客观上感到节序迁改推移，时不待人。这二者都是值得伤悼的。但只要存有希望，就可以领悟精微玄妙的道理，不致因外来的干扰影响自己的情绪了。然而这种悟道的境界，只有太古时代的圣君贤哲才能心领神会，处于衰乱末代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作者说，“我既已持有上古时代的圣贤的一颗心，哪里还在乎当今世人的讥诮呢！”从这里，看得出作者同刘宋王朝的统治阶级是互相对立的，这是豪门世族与军阀新贵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最后矛盾激化，谢灵运终于以谋反罪被杀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最后一节，作者借古人以明志。“严子”和“任公”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古人。严光是避世的隐者，而任公则象征着具有经世大才的非凡之辈。作者意思说自己纵有经天纬地之才，由于不合时宜，宁可做个隐士。结尾两句，作者明确表示：即使不同时代的人也可以志趣相投，步调一致。言外隐指：本人知音寥落，当世的人对自己并不了解。从而可以推断，上文作者所伤悼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了。
这是一首描写江南山水风光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典型的旅游诗，作于诗人宦游途中，写行旅中偶遇之景色。诗中热情赞颂了稚川山水风光的优美，并巧妙抒写了思乡之情。
一二句，描画“行人”傍晚小憩于茅亭的所见，也是对稚JII山水的点染。作为一个赶路的宦游人，在“五月”仲夏的暑热中整日跋涉，直到傍晚才突然发现一个“松下茅亭”，岂不喜出望外；憩息亭中，只感到清幽的凉意阵阵拂来，又怎不感到痛快。再纵目远眺，那江中汀洲的白沙，那云烟缭绕的绿树，在暮色映照下显得一片苍茫。上句从小处下笔，工笔描画；下句从大处着眼，泼墨涂染。前后相映，构成一幅意境淡远的松亭晚眺图，含蕴着稚川山水给予异乡“行人”的快感和美感。
三四两句，抒发“行人”于松亭晚眺之中突然唤起的一种油然而生的乡情，实际也在表达对于稚川山水的盛赞。“行人无限秋风思”，是稚川山水给予“行人”的一种无可名状的感发。“行人”二字，在此点出，补明上两句均是“行人”眼中之所见；“秋风思”代指乡愁归思，唤起诗人对故乡一切熟悉亲爱的事物的深切忆念。
此诗的妙处不在于它写出一种较为普遍的思想感情，而在于它写出了这种思想感情独特的发生过程，从而传达出一种特殊的生活况味，耐人含咏。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全诗是围绕着缴租展开的。
诗的前四句，交代因遭灾而无力缴租。第一句说，秋雨淹田，颗粒无收；第二句写江洪泛滥，灾难深重重，难以恢复家园；第三句写不得不放弃家园，外出作佣，而佣耕又难以糊口。这样一层意思进逼一层意思，逼出了第四句；“的知无力输租米。”从上面陈述的诸般景况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无力缴租。对这一事实的坚定叙述，为下面描写纳租者的痛苦，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创造了前提。天灾与人祸古来是不单行的，而且天灾之年更能见出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诗歌的后十句就分两步具体描写了缴租者的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第一步，卖衣完租；第二步，衣服已尽，卖及人口。在写第二步时，诗人并没有粘着于今年，而是从跟前即将被卖的二女儿，联想到去年被卖的大女儿，又推知明年的三女儿。这种连年卖衣卖口的现实，就是对封建剥削的有力揭露。从去年、今年、明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诉说顺序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诗人更深刻的言外之意。试想一下，明年卖了三女儿，后来呢？是否还有第四个女儿?诗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顺势即可补足的想象空间，这里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悲惨结局。而这，也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这首诗内容上的特点就在于揭露的深刻。诗人写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生活的悲惨，还揭露了在征敛问题上“黄纸放尽白纸催”的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是普遍的。租税问题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农村题材诗歌的重要主题，但是，像范成大这样揭露得深刻的诗作不是很多，这是范成大这一类诗歌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为一篇揭露和讽谕的文字，诗人并没有像自居易新乐府“首章标目，卒章显志”那样直接点揭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老农自我诉说的方式展开内容。诗人极力不露声色，在一种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中表现沉痛的揭露。开头四句，用极平静而又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诉述一个确凿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就是对官府的有力指责。第二三两层次更是如此，卖衣卖口的事实就是最深刻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寄寓了反语的讥讽，诗人不渲染缴租的艰难，而是表现完租后的庆幸，把一个痛苦的经历以平静而略带庆幸的语气诉说出来，这是凄彻骨髓，痛入肺腑的表现。这种冷峻的嘲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揭露了官府催租的残暴。人们宁可忍饥挨冻，宁愿忍痛割爱，也不愿忍受催租的苦难，由此可以想知催租时的种种暴力和农民的诸般惨状。这种把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寓于客观叙述之中的方法使批判具有更沉重的力量，反映了诗人严峻的批判态度。
诗中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朴素，但也时见细致之处。如“病骨虽寒聊免缚”，不经意中交代了老农的疾病。大女、二女同是被卖，写来情况也见不同。虽然哪一个被卖都是惨痛的事，但大女儿年岁大一点，终能体察家境父情，在一诀别之泪后默默地走上了牺牲的路，而二女儿年岁稍小，又有婚约，在生活中多了一份留恋和牵连，只是在父母的驱遣下才接受了被卖的现实。一种况味，两种情样在这些地方，从平淡的叙述之中都可以见出用笔的细致和练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