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行》这首古风抒发了作者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李白在诗中是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
前八句描绘赵地侠客的形象与行为。诗人李白以夸张的笔墨，从游侠的服饰开始写：“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仅二十个字，仿佛全是写物而不写人，但侠客的气势、风貌，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了。“缦胡”的“缨”，“霜雪明”的”吴钩”，“飒沓如流星”的“白马”这些当时流行的任侠服饰，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流露出主人豪纵、慷慨之气，把物都写活了。乱发突鬓，身佩弯刀，白马银鞍，扬鞭疾骋，这是一幅粗犷英武的侠客肖像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用《庄子》典故，夸剑之锋利，诗未言杀何等样人，不过所谓侠客，总是杀不义之人，为人报仇之类。“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是侠客解人之难不求回报的节操。这几句高度概括了侠客排忧解难、不图名利、尚义气、重承诺的高尚人格。
在渲染侠客精神后，“闲过”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将侠客与战国时期信陵君这样的“明主”联系起来。李白正是想结识像信陵君这样的明主以成就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政治抱负。
接着十二句写信陵君救赵用两位侠客的故事。写信陵君款待侯嬴和朱亥，两位侠客为信陵君的大义和感情所感动，意气慷慨激昂如白虹贯日，许下比五岳还重的诺言。赞扬朱亥挥锤击杀晋鄙而震惊赵国，虽然侯嬴和朱亥都死去，但在魏都留下盛大声名，侠骨传香，不愧为当世英雄。
诗人不仅在热烈地颂唱侯嬴和朱亥“二壮士”，同时也对校书天禄阁草《太玄经》的扬雄辈，无情地加以蔑视：“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末二句以扬雄反衬侠客精神的崇高和伟大。
李白《侠客行》一诗虽在礼赞侠客精神，但由于诗人就是尚任侠的，所以此诗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诗人的豪情壮志在诗中表现无遗。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这首诗写作者二月返道州的夜行中，平阳守吏盘问姓名的事。
诗的前两句“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渲染出了一幅美丽怡人的湘江春夜图。从长沙还道州，本属逆水，又遇江水上涨，作者却说“宜夜行”。这样写，是正因为实际情况不便行舟，才需要努力和乐观的缘故。这两句将二月湘江之夜写得平和美好，“春水平”写出了江面的开阔，“和风”写出了春风的和煦，“满月”写出月色的明朗。诗句洋溢着乐观精神，深得民歌之神髓。
“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两句是诗人信手拈来一件行船途遇之事，做入诗中：当桨声伴着歌声的节拍，行驶近平阳戍（在衡阳以南）时，突然传来高声喝问，打断了船歌：原来是戍守的官吏在喝问姓名。如此美好、富于诗意的夜里，半路“杀”出一个“守吏”，大煞风景。本来应该听到月下惊鸟的啼鸣，远村的犬吠，那才有诗意。前人也一直是这样写的，但此诗一反前人老套，另辟新境。“守吏相呼问姓名”，这个平凡的细节散发着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
在大历（唐代宗年号，766－779）年间，天下早不是“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那般太平了。元结做道州刺史便是在“州小经乱亡”（《舂陵行》）之后。春江月夜行船，遇到关卡和喝问，破坏了境界的和谐，正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这一情节也写出了夜行船途中异样的感受。静夜里传来守吏的喝问，并不会使当时的行人意外和愕然，反倒有一种安全感。当船被发放通行，结束了一程，开始了新的一程，乘客与船夫都会有一种似忧如喜的感受。可见后两句不但意味丰富，而且新鲜。这才是元结此诗独到之处。
这样的诗句是即兴式的，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敢于把前所未有的情景入诗，却非有创新的勇气不可。和任何创造一样，诗永远需要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