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借美人遭嫉,埋没胡沙,丑女受宠,立为后妃媸妍颠倒的现象,喻有才之士遭嫉贬斥,无能之辈反被重用。
全诗可分两段。前六句叙事,用铺垫的手法写明妃的美貌。后四句议论,指出媸妍颠倒的不合理现象,为太白自叹遭谗被斥。
诗人以极深的爱慕之情赞扬了王昭君之美丽:以人比花,花人相似;以汉地、胡地对比,则“胡中美女多羞死”,“胡中无花可方比”。“胡中美女多羞死”及“胡中无花可方比”两句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偏见,但这里为的是强调昭君之美,且诗的落脚点不在这里,而是在下文:即象王昭君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本应让她去其相称的去处,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却被恶人陷害,“埋没胡沙”,像战国时齐国无盐地方的丑女(名钟离春)那样丑陋,竟至“翻在深宫”。所以诗人又以极为愤怒之情,谴责了妍丑不分、黑白倒置那种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黑白倒置、有才华的人受气,诗人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因此,诗中所鸣的不平,在极大程度上也是诗人个人怀抱的抒发。
当时宦官、军阀以及朋党,无不是一手遮天,认钱认势不认人,他们毫无人格,毫无人性,排斥异己,压制有才能的人。诗人李白就是被排挤、被压制的一个。诗末“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两句,集中地表现了作者对人才埋没的强烈愤慨。
本文是欧阳修在挚友石曼卿去世26年后为他所作的祭文。文章开始说明写作祭文的缘起,接下来先是颂扬石曼卿的不同流俗,“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死后形体虽化,而名声却如同古代的圣贤一样彰显后世。复又极力形容荒野坟茔的凄凉景象,千秋万岁之后,或将为狐貉鼯鼪诸类藏身之穴,感叹“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最后明言作者虽明白人之生死是自然之理,然而追念往昔,仍凄然泪下,不能忘情。篇末以“尚飨”二字作结,哀戚怆恻之情,溢于言表。
整篇祭文集描写、议论、抒情于一体,有回想,有感喟,有痛悼,感情低沉回转,作者对亡友的一片挚情笃意,不能不令人动容。
首段是例行公事。凡是祭文,都需在首段点明时间与人物关系。
第二段始进入祭文正文,劈空就是一句“呜呼曼卿”,行文突兀,而情感真切。仿佛要将亡友从地下唤醒,对他细细倾诉。所要倾诉的又是什么呢?“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八个字正是这一段的眼目。这八个字又仿佛是劝慰亡友的魂灵可以放心安息。所谓“身去德音存”,人固有一死,美好的名声却必将流芳百世。
第三段又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一腔心事都说与亡友来听。这一段,以“奈何”为界是两层意思。“奈何”之前的几句是接着上一段说,仍是说“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奈何”以下,笔锋陡转,“荒烟野蔓”数句将一幅荒冢凄凉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不由人不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之悲。两层意思之间,一客一主,前一层只是引起,只是为了反衬,后一层才是重点,也是全篇的核心。
第四段仍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心中蕴含的感情都与亡友说尽了。而一段之精神乃在不能忘情。“固知其如此”的“固”字好,与下文的“而”字构成转折。名可不朽的道理,我不是不知;万古长空,空悲无益的道理,我不是不知。可是,追念往昔,我又怎么能忘却那些歌哭笑悲的记忆!理智,终究抑制不住情感。从理智上明白和接受一些大道理,并不是很难的事;可心灵的感受终究是点点滴滴,往昔的感伤无声无息地渗透。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文章不长,但情感富于转折。正文一段与二段之间是转折,末段自身又含一层转折。一段的不朽之名,终究敌不过二段的万古之空;末段的理智超脱,终究敌不过情感的悄然渗透。转折之后,方见分量,方见沉重,而终不外“悲”与“情”二字。欧阳修曾云:“人生自是有情痴”,信然。
全文以情驭笔,一气呵成,不假修饰,却又得结构之妙。文中以“轩昂磊落、突兀峥嵘”八个字推许曼卿,实可移来评此篇。正文第一段写名之不朽,是何等斩钉截铁!全然是劈空说起,有游龙出海之势。第二段写万古之空,却又将第一段全盘抹倒,非力挽山河的笔力,绝不能做到。前二段是放得开,末段却是收得紧,如一道闸门,将两条游龙紧紧关锁。正可见当时文坛巨匠的文字工夫。
这首词是一怀古之作,该词通过描写塞外寒曾萧萧,衰草遍野的冷落景象,行文用词格调高远,气势豪纵,情致凄怆,透彻地抒发了世事无常、兴亡无据、古今同梦的悲慨。
“何处淬吴钩”开端即问,从中可见悲凉凄怆的情调,下面紧接着荒城“枕碧流”,映衬出当年争战之地的衰草、曾霜的萧瑟荒凉,折射出词人的迷惘与哀伤。“塞草霜曾满地秋”,道尽了秋日的萧瑟凄凉。
“霸业等闲休,越马横戈总白头”,下片从写景转入抒怀,表达了人生苦短,人间若梦的伤感。结句处的“多少英雄只废丘”,是这种哀感的点睛之语,大有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曾流人物”的情怀。
世事无常,功名虚无,词人用历史古迹的满眼苍凉来说明霸业也好,封侯也罢,最终不过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全词悲壮中又有着超越历史的时空之叹,沉郁悲慨。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