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膺所画梅花“以难见工”，“为天下先”用笔倔强放纵，不拘成法，而苍劲有致。画梅时以不剪裁为剪裁，不刻划为刻划，顺乎梅之天性，不见人工雕琢的艺术经验。
李方膺也喜爱画风。他“自笑一身浑是胆”，蔑视传统，蔑视权威，爱画狂风，以此寄托自己与恶劣环境坚决斗争的不屈精神。
李方膺的笔下，狂风固然是不屈精神的象征，但这仅是画家性格的一个方面，体现了他跟恶势力斗争的一面；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即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和同情，题画梅中这天风便是与狂风完全不同的暖风、和风，体现出他对劳苦百姓的体恤之情。
抒情的深婉含蓄是这首诗最大的特色，它表面上只是一般的纪行写景，但平和的外表下激荡着强烈的感情波澜。这里有着喜和忧两种感情的掺和交融，内心微妙的变化，曲折尽致。杜甫举家远徙，历尽艰辛，为的是寻找一块栖身之地，如今来到富庶繁华的成都，“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眼前展开一个行天地，给了他行的生活希望，欣慰之感溢于言表。“但逢行人民，未卜见故乡”，快慰之情刚生，马上又想到了梦魂萦绕的故乡，何时再见，未可预卜，但见大江东去，他自己只能做长年飘泊的游子了。下面接写成都的繁华、气候的温和，又转悲为喜。但成都虽美，终非故土，鸟雀天黑犹各自归巢，而茫茫中原，关山阻隔，他不知道自己何日才能回去。诗人又陷入了痛苦之中。当时中原州郡尚陷于安史叛军之手，一句“中原杳茫茫”，包含着数不清的忧国伤时之情。诗人遥望星空，愁思怅惘，最后只能以自宽之词作结。全诗写喜，并不欣喜若狂，诉悲，也不泣血迸空，在舒缓和平的字里行间，寓含着一股喜忧交错的复杂的感情潜流。
作为纪行诗，这首诗用“赋”来铺陈其事，而“赋”中又往往兼有比兴，因而形成了曲折回旋，深婉含蓄的风格。诗一上来就直道出眼前之景：夕阳西下，暮色朦胧，诗人风尘仆仆地在岁暮黄昏中来到成都，渲染出一种苍茫的气氛。它既是赋，又兼比兴，桑榆之日正是诗人垂暮飘零的写照。同时它也兴起了深沉的羁旅之情。下面写“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都是赋中兼兴。最后写“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暗寓中兴草创、寇乱未平的忧思。诗人妙用比兴手法，笔下的自然景物都隐含深挚的感情。全诗一一闪过山川、城郭、原野、星空这些空间景物，同时也表现出由薄暮至黄昏至星出月升的时光流逝。这种时空的交织使意境呈现出立体的美，烘托出感情上多层次的变化，达到情与景的自然交融。
胡应麟论东汉末年时的《古诗十九首》说：“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诗薮》）杜甫此篇正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这一风格。而在思想感情上，它又突破了《古诗十九首》多写失意飘泊之士苦闷忧伤的小天地，它运用喜忧交错的笔法，写出了关怀祖国和人民命运的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其高处正在于此。
诗的前六句写离别时的送别场面，运用顶真修辞手法，将这几句一线贯穿。接连出现两个“离声”和“涕零”。增强了诗的缠绵悱恻之情。给诗定了沉郁的基调。诗的首句，借用惊弓之鸟的典故，用以比喻“倦客恶离声”——久倦羁旅的游子最厌恶、最害怕的便是离歌之声，勾出倦客恶离别的心理状态。为突出其表达效果，连用两个“恶”字来充分烘托游子极度厌恶、畏忌远行的气氛，既增强了类比性，也加重了感情色彩。但是，“恶”之偏至，这就是人世间之所以有不幸的一个原因吧。第三句的开头便用“离声”二字顶上，声情之急，节奏之紧，直令人难以喘息。“离声”一出，不仅去者伤情，就连送行的宾客和驾车的仆夫亦不禁潸然泪下，诚所谓“一曲离歌两行泪”，“天涯去住各沾巾”。此情此境，行子更难自持，只见他伤心落泪，挥泪而去，去去又回，依依话别。这几句由声而写到情，由己之情写到宾御之情，由宾御之情再回到己之情，回环往复，层层递进，把那种两情互感的情绪、场景和气氛，表现得一气贯注，淋漓尽致，以上将离情写足。下面两句说片刻的分离都会使人难受，何况是远游异乡的长久别离呢。叙议结合指出如此离伤的原因。应该说这个议论也是充满真情实感的，所以谭元春说它“甚真甚真，有情人之言”（《古诗归》）。因果相依，不着痕迹地为诗的上一段作了小结。同时，“异乡别”又为下一段写离乡远行之况作了准备。这种“住而未住”、“藕断丝连”的转接方式，很像词中的“过片”。可以想见词中的一些艺术手法，在诗人的创作中早有实践，只不过没有明确地上升为一种文学形式（词）中的自觉的艺术法则。
诗的第二段说车儿在漫漫长途上远行，颠簸摇晃了一天，又是日落黄昏，夜幕笼罩了静寂的大地，眼看周围的人家都掩门入睡了，可是远行的游子直到半夜才盼得一顿晚餐。黑夜里，听着野风呼号，草木哀鸣，更令人肝肠寸断。这几句由白天而写到夜晚，其间有人、有事、有景、有情，脉络清晰，丰而不杂，将行役之苦写得历历在目。“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两句引向对游子征途中苦难生活的描述。“遥遥征驾远”以下六句，游子驱车不停地走向遥远的地方，白日杳杳又到傍晚了。这个时候，在家的人早已关起门来唪觉，而在外的游子，午夜还在做饭。野外的寒风吹动草木，发出萧萧的声响，游子不由悲从心生，肝肠欲断。诗人这几句诗，写出了漂泊天涯，流浪江湖游子的真实感受。“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两句，诗人运用平常的事物，从衣、食这两个角度做比，写出游子在外的“酸”、“苦”，耐人寻味。这里突然插入两个比喻——吃梅总觉得酸，穿着葛麻布衣总是难以御寒的——这必然之理人人皆懂，然其酸、寒之状，他人难言，而只有食者、衣者自知。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必然”与“自知”。行役之苦，只有行子自知，自伤自苦，真切深刻，更为感人；而“必然”又为下文设置了前提，食梅苦酸，衣葛苦寒，一如人情苦别，乃事之必然，无法回避。即使在宾朋满座，丝竹盈耳之时，忧伤的游子亦无法表现出一丝欢颜，正是“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张谓《送人使河源》）。有时候自己也想长歌自慰，但其结果呢，只有引来更深长的愁恨。这就意味着不论客观环境如何，亦不论主观努力如何，行子之愁，愁不可销。诗人总是力图透过离愁表象的描述，以回折顿挫的笔法，将诗思引向更深刻更概括的情理之中；诗中的比喻用得灵活生动、自然贴切，有的能领起全篇，有的则能网络上下，在情理表达，叙事逻辑，章法结构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后四句诗人满腹忧愁，坐于席上，即便丝竹满座，仍不能忘掉忧愁。要唱辞长歌来聊以自慰，哪知更牵动起心中的悲苦。可这仅仅是“长恨”的开始，日后苦难“万端”会源源不断涌来，腹中悲苦，难于化解，足见其悲苦之深重。
诗歌开篇就用了一个新奇惊人的比喻，把疲于奔波的人对再一次起程比为惊弓之鸟。鸟是因为身体受伤，而人则是心里受伤。因此，当受伤的心再一次听到别离之声，立时紧张而痛苦，完全没有宴饮的心情。再想到自己别离后的遥遥征程，曾经奔波的情景一时跳入脑海。而在傍晚时分，更是令人心碎。别离之后，一边是亲友家人的无尽孤独，一边是游子茫茫的征途。想到这些，再好的东西，都无法下咽，再动听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那忧伤的心情，那痛苦的脸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开解了。最后，诗人说，本想振作起来，唱一支歌，自我宽慰，但未曾想到，长歌未尽，憾恨之心再起。这首诗诗人巧妙化用典故，合理运用顶真修辞渲染烘托气氛，格调沉郁，感情真挚。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