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短诗，在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作者对当前局势的无限痛心。人世间事，错综复杂，诗人在无何奈何之余，只好藉明神以示警，设想到终有一天石亦能言，则一切是非恩怨，自无所遁于天地之间。语极沉痛。一二句谓神明司过，不冤枉好人，不放纵坏人；暗中策谋，乃招祸之门。三四句谓莫因无人知晓而敢于暗中欺人，将来总有一天，真相大白，石亦能为证。
此诗纯为议论，而论中有象，其象则在“暗室欺人”、“石亦能言”；而议中寓情，其情在“岂令”、“由来”、“莫为”、“须虑”，虚字呼应，一气转旋，每转愈深。对此类题目的诗，实在是很难以一般七绝的艺术技巧来衡量了。
全诗以还家为线索，通过诗人对所见所闻的独特感受，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亦动亦静的艺术画面。
“日落松风起”，开头这一句写景，描写了落日和松风，落日西下，松风渐起，诗人游兴未尽，漫步在回家的山间小道上。一“落”一“起”两个相对应的动词，生动鲜明地勾勒了日落西山、晚风骤起的暮色之景，使读者可以想象夕阳倚山而下的景象和晚风吹拂林叶的声音，意境逼真，神清气爽，瑰丽优美。
“还家草露晞”，第二句紧扣上句，“还家”和第一句的“日落”照应，点明了诗人是在回家的路上。正当秋高气爽之日，落日照射，松风吹拂，路边小草上的露珠早已挥发殆尽了，所以说“草露晞”。诗人踏在这些干松的青草上，感到特别轻细柔软，分外惬意。这也表明诗人已经游览了很长时间。这句话描绘了诗人意犹未尽、悠然漫步的自在形象。
接下来诗人还以“还家”的行踪为线索，进一步描写华子冈上的优美的环境。后两句写云光、山翠。
“云光侵履迹”，写余晖下诗人行走的情形。“侵”字不仅把诗人在夕阳下一步步行走的姿态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也写出了太阳渐渐下落，余光逐渐消散的过程。读完这句话读者可以联想到余晖逐渐消散，随风摇动的松林在阳光中不断变化的瑰丽景象，这就形象地描写出诗人在夕阳下悠然自得、漫步下岗的生动情景。
“山翠拂人衣”，“山翠”本为“山风”，但诗人强调了“翠”字，不是山风吹动人的衣服，而是“山翠”拂人衣服，这就将具体形象转化成了无形的感受。诗人眼里满是山林的青翠颜色，这可爱的颜色仿佛有了生命，不断地轻拂着诗人的衣襟，也撩拨着诗人的心，使诗人感到分外地轻松自在。暗里转换了主宾关系，赋予薄暮明灭的山色以主动性，增强了景物的动感。上句中“云光”紧随着诗人，这句“山翠”追逐着诗人，它们仿佛对诗人眷恋不舍，而这样的描写从反面又衬托出诗人对华子冈美丽景色的喜爱和深深留恋之情。
这首五言绝句，精选落日、松风、草露、云光、山翠这些零散的景物，把它们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勾勒了一幅声色俱佳、动静相宜的风景画，寥寥二十字，寓诗人独特的感受于寻常的山间景色之中，笔墨疏淡而意蕴超远。语言简洁，韵味丰富，情趣盎然。
这首作品，有人认为是诗，有人认为是词（词牌名为“章台柳”）。在《全唐诗》中，卷二四五中收录此作，定为诗，题为“寄柳氏”；卷八九〇又收录此作，定作词，题为“章台柳·寄柳氏”。下面是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哲伦等人对此篇的赏析。
“章台”，本是战国时所建宫殿，以宫内有章台而得名，在今长安县故城西南隅。这里借指长安。“章台柳”，即暗喻长安柳氏。但因柳氏本娼女，故后人遂将章台街喻指娼家聚居之所。两个叠句用于寻觅加强呼唤之急切，韵味深长，表达作者日思夜想的怀恋之情。“颜色青青”，喻柳氏昔日之青春妙龄，丰容艳丽。“今在否”，谓是否安全健在，暗言社会动乱，邪恶猖獗，柳氏单身独处，其安全令人担忧，以疑问声口，则其忧虑担心之情可见。“长条似旧垂”，喻柳氏袅袅婷婷的身段和体态仍不减当年，与上文“颜色青青”相呼应。“在折他人手”，暗指柳氏值此兵荒马乱之秋，恐己为他人所劫夺占有，是“今在否”的进一步推测。前句见怀想之切，后句见忧虑之深，两句以“纵使”“也应”开合进退，将其希望与失望，侥幸与不幸，揣测与担忧等复杂的矛盾心情写得传神活现。
全篇语意双关，表面上是写柳树，实际上是对柳氏的问候，问候了两件诗人最关切的事：是否还在人世？是否已经嫁人？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