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一、二句于今昔变化之中自然流露出“感怀”之意，意犹未足，于是再申两句——“青衫犹是鸩行旧，白客新从剑外生”。“青衫”，唐代八、九品文官的服色，宋代因袭唐制。陆游早年在朝廷任大理司直、枢密院编修官，都是正八品，所以说“青衫”。“鹓行”，又称鹓鹭，因二鸟群飞有序，喻指朝官的行列。这句诗的意思是说，身上穿的还是旧日“青衫”，那也就含有久沉下僚的感叹。“剑外”，指剑阁以南的蜀中地区，此处即代指当时陆游宦游的成都、嘉州等处。青衫依旧，白客新生，形象真切，自成对偶。同时，第三句又回应了第一句，第四句又补充了第二句，怀旧伤今，抚今追昔，回肠千转，唱叹有情，所以卢世灌说“三、四无限感慨”（《唐宋诗醇》引），倒是颇能客掘诗意的。
诗的前四句从叙事中写自己的遭遇和感慨，五、六两句转为写景——秋天，古堡上的旌旗在秋风中飘拂，笼罩着阴郁惨淡的气氛；夜深了，城头上巡更的刁斗声清晰可闻。这显然是一个战士的眼中之景，心中之情。“鬓虽残，心未死”（《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古戍旌旗，高城刁斗，无不唤起他对南郑军中戎马生涯的怀念和向往。这一联虽是写景，却是诗中承上启下的枢纽，所以接着便说“壮心未许全消尽，醉听檀槽出塞声”。檀槽，用檀木做的琵琶、琴等弦乐器上架弦的格子，诗中常用以代指乐器。《出塞》，汉乐府《横吹曲》名，本是西域军乐，声调雄壮，内容多写边塞将士军中生活。诗人壮心虽在，欲试无由，惟有寄托于歌酒之中。尾联两句再经这么一层转折，就更深刻地反映了他那无可奈何的处境及其愤激不平的心情，也刻画出诗人坚贞倔强的性格。
全诗跌宕淋漓，有余不尽之意，体现诗人七律造诣之深。
《喜迁莺》，一名《鹤冲天》。这首词写科举考试获胜者所受到君王接见的特殊待遇。
“人汹汹，鼓冬冬，襟袖五更风。”开篇就是一番人潮涌动，鼓声雷动的场面，“襟袖五更风”则表达了一种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心境。“大罗天上月朦胧”一句，“大罗天”为道教用语，简称“大罗”。这里指代朝廷。“霓旌绛节一群群”，“霓旌绛节”总体指的是色彩鲜明、堂皇威严的皇家仪仗队。“玉华君”指天帝、玉帝，这里比喻人间的皇帝。又有说解“玉华”为仙女名，唐代李康成《玉华仙子歌》：“紫阳仙子名玉华，珠盘承露饵丹砂。”《云笈七签》卷四六：“玉童侍卫，玉华扶生。”那么，这里就应指皇后。
全词极写科举高中的士子们朝见皇帝皇后时的盛况和他们内心的喜悦之情。
全词运用对仗、叠句、偏正词，颠倒词等写作手法，描绘了一幅渔父田园江湖生活的图景，表达了苏轼对渔父的羡慕之情，以及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渔父，渔父”，开头两句以叠句的形式，呼唤出渔父，接着赞颂他们如同“江上微风细雨”，习以为常。“青蓑黄箬裳衣”，写渔父的衣着，仅用六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渔父的外貌。“红酒白鱼暮归”，写渔父钓鱼饮酒的情景。还是以极为精炼之词，描绘了渔父充足的一天生活，乐而忘归。
“青蓑黄箬”与“红酒白鱼”对仗，互相映照。暗含着高雅的情趣。较之《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中所写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放浪的渔父形象要高雅得多。
以上数句突出的是渔父闲淡自适的形象，“归暮，归暮，长笛一声何处”。这是写渔父归家后的另一种生活情景，并上升到对渔父精神层面的叙述。渔父披着暮色回到家后，吹起了长笛，自我消遣。尽管渔父“归暮，归暮”了，但迎来的却是“长笛一声何处”新的一天的生活。诙谐情趣，只有渔父才能独自享受。苏轼通过对渔父生活及精神状态的描写，使得渔父的形象更为丰满。
该词运用对仗，两个叠句，八个偏正词组，两个颠倒词，四个形、色、声通感的词句，巧妙组缀了一幅披风载雨、嗜酒归暮的渔父生活景象图。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