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边将军腰缠三尺龙泉宝剑，吹毛断发，寒光闪闪。只是平日里，它静静地斜卧金鞘之中，很少有人识得其庐山真面目。他身上佩戴的那张良弓，射雁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随身携带的百只神箭，箭羽迸发似金华，耀人眼目。他曾在出生入死的前线冲杀征战，曾为保家卫国戍边守土竭尽忠贞。他立志不断地建功立业，期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君王的召见，扬名天下，威震八方。
《生查子·三尺龙泉剑》是一首赞颂爱国将军之词。上片通过爱国将军佩备的剑和弓来塑造将军的形象。龙泉宝剑三尺长，剑匣里面暗收藏，一张良弓射落雁，百只箭镞闪金光。妙在不直接描绘将军魁梧的身材，而是通过这罕有的宝剑良马，使读者感受到将军的威武和超群武艺。下片着重写将军的精神风貌，揭示其内心活动。他为国竭尽忠心，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他渴望建功立业，博得君王赏赐。至此，一个性情略显张狂，但质朴率真、憨直爽朗、英武过人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光彩照人。
《生查子·三尺龙泉剑》语言浅显明白，词风朴实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爱国主义的乐观情调，抒发了爱国将军要求为国建功的英豪之气。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组诗名为咏马，实际上是借物抒怀，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感叹和愤慨，以及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愿望。这是一组颇有特色的咏物诗，具有寓意精警、寄托遥深、构思奇巧、用典灵活等艺术特色。
怀才不遇是李贺在这组诗中所寄寓的第一层意思，也是这组诗中的重点所在，开篇第一首，描绘了一匹神采奕奕的良马形象：“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它的脊背上有黑色连钱花，奋起银奔跑起来时，脚下是一片白色的云烟，简直如腾云驾雾一般。可惜的是，这样的一匹好马却“无人织锦韂”，更没人为之“铸金鞭”，诗人在这里寄寓了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却无人赏识的感慨，其失落感显得异常强烈！在《马诗》其三中，诗人写道：“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山。鸣驺辞凤苑，赤骥最承恩。”此诗引用《穆天子传》的典故，说周穆王驱车去西王母所居之王山，巡行天下，在八骏之中，赤骥最出力、也最受恩宽；可自己虽オ如赤骥、却遇不上像周穆王这样赏识贤才的天子。此诗从对赤骥的赞赏和羡慕中，委婉地流露出诗人浓重的怀才不遇之情。
在怀才不遇这一主导感情的支配下，择明主而事则是李贺这组咏马诗所寄寓的第二层意思。如《马诗》其十：“催榜渡鸟江，神骓泣向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这首诗写得十分感人。项羽在乌江口战败以后，不愿再回江东去，就将自己心爱的乌骓赠给了亭长，当亭长船载乌骓匆忙离开时，乌骓恋主，迎风垂润：“项王已经解剑自刎，我今后又到何处去追寻这样的英雄之主呢？”诗中慨叹世无英主之情是多么浓烈啊！在《马诗》其十六中，诗人咏叹道：“唐剑斩隋公，拳毛属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𩘶风。”骏马遇到英主，便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哪怕唐太宗身上的黄金甲再沉重，这拳毛瞩奔走起来仍像旋风一样轻快迅捷！在《马诗》其八中诗人感喟：“赤免无人用，须当吕布骑。吾闻果下马，羁策任蛮儿。”据《曹瞒传》载：“吕布乘马名赤兔，能驰城飞堑。语日：“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这两首诗，前者写出了诗人向往英主的迫切心情；后者用典，暗示杰出人オ必须遇到英明的主子オ能发挥作用。其渴望明主之情，充满于字里行间。
而遇上英主，则尽量发挥自己的オ能，以显示英才本色，则是李贺咏马诗寄托的第三层意思。《马诗》其五写道：“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前两句写燕然山一带环境的酷寒荒僻，以暗示骏马之艰辛，但骏马却不以为苦，渴望笼上黄金马络头，在漠北战场上轻快奔驰，就像清秋季节外出郊游一样。此诗透露出企盼知遇、一展所长的意思。《马诗》其十二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批竹初攒耳，桃花朱上身。他时须搅阵，牵去借将军。”这匹良马还很稚嫩，批竹般的耳朵刚聚到额头上，毛色还没能像桃花马那样鲜明，但它毕竟是一匹良马，将来一定能去冲锋陷阵，帮助将军成就一番功业的。诗中暗示自已虽然年少而未盛头角，但自信是英俊之才，将来一定能辅佐君王，干出一番爱爱烈烈的业绩来的。
君主不识俊オ，必重庸才，是李贺咏马诗寄托的第四层意思。其二十三写道：“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凡马，不解上青天！”汉武帝迷信神仙，招来一批批道士为他炼丹烧金，结果一无所得，只见袅袅上升的一缕缕紫烟罢了。他厩中所豢养的，都是长了一身肥肉的凡马，是根本不可能驮着汉武帝去升仙的！在这种情况下，骏马必然遭到虐待，受尽折磨。作者以此比喻统治者对人才的推残，而这是李贺咏马组诗所寄托的第五层意思。在《马诗》其六中，诗人写了一匹饥饿困顿的良马，瘦骨突露，毛长得非常粗糙杂乱，朱色的毛变成灰黑色，一根很粗的麻绳勒着马头，把马头上的毛都勒断了：“饥卧骨査牙，粗毛刺破花。焦朱色落，发断锯长麻。”此诗将一匹良马受折磨后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充分描写了封建社会优秀人才受尽摧残的情景，抒泄了诗人满腔愤懑的情绪。在《马诗》其九中，诗人忍不住对马的同情，又一次痛心地吟咏：“飂叔去匆匆，如今不豢龙。夜来霜压机，骏马折西风。”优秀人オ受尽推折的情景已跃然于纸上。
借用马，李贺于诗中寄寓了自己怀才不遇和报国无路的愤漖情綪，表达了自己的人オ观，因而组诗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组诗的表现形式大都是托物寄怀，意在言外，字面写马，字底却是在写自己，物我融混，真正体现了“寄托遥深”，因而十分耐人寻味和深思。
李贺的诗向来以想象丰富、构思奇巧出名，这组诗也不例外。在《马诗》其二中诗人写道：“腊月草根甜，天街雪似盐。未知口硬软，先拟蒺藜衔。”牧草到了腊月里，苗叶枯萎，只有根还在，想象它味甜可口；但又被似盐的大雪所覆盖。为了取食，马也顾不上嘴巴是软是硬，只好用嘴到雪中去拱取，即使被蒺藜所刺伤，也在所不惜了！王琦说：“此首盖为困饿而不能择食者悲款。奇情苦思，须溪（按指南宋诗人刘辰翁）所谓‘赋马多矣，此独取不经人道者’，知言哉！”这首诗构想的奇特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诗人想象这匹良马受人虐待至深，已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居然像猪一样用嘴去拱食雪中的草根，显得多么沉痛！第二，大雪似盐的比喻，不仅活用了《世说新语·言语篇》中谢安与儿女们讨论如何吟雪的典故，而且还进步以盐味之咸苦，去烘托草根之甜美，从而深刻显示出此马饥饿困苦情急不可耐的情状，真是一种绝妙的联想！第三，古代写马诗的人很多，从来没有人想到马饥饿至极时的心理活动，而李贺这种构想，的确是“独取不经人道者”，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和感染力。在《马诗》其四中诗人写道：“此马非凡马，房星是本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首先，此诗运用了《瑞应图》中“马为房星之精”的典故，以此马能上应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的房星，气骨自然不凡接着想象此马疲骨嶙銄，又进而想象去敲击它时居然能发出像敲击铜器那样的铿锵之声。初读感到简直是匪夷所思，细品却又感到极其生动、极其符合情理，从而使读者不得不佩服诗人想象力之丰富及构思之新颖奇特。
此外，这组诗中用典十分灵活，如《马诗》其七中，诗人用了一个古代神话：“西母酒将阑，东王饭已干。君王若燕去，谁为拽车辕？”西王母和东王公那里宴会快要结束，已经酒阑饭罢了，如果君王要像周穆王那样去赴宴的话，没有良马，又怎能去驾车拉辕？此诗将神话故事与现实情况捏合起来，从而对当时统治者平时不重视人才的收集与培养，等到需要人才时却束手无策这种现象痛下针砭。在这里，西王母与东王公的典故运用得多么灵活而精彩！在《马诗》十五中诗人又用了一个历史故事：“不从桓公猜，何能伏虎威？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据《管子》载：（齐）桓公乘马，虎望见之而伏。桓公问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马，虎望见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对曰：“意者君乘驳马而盘桓，迎日而驰乎？”公曰：“然。”管仲曰：“此驳马也，驳食虎豹，故虎疑焉。”此诗活用这一典故，说明有才能的人伏处草野之中，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和重用，即使像驳马那样智勇过人、威震虎豹，又有谁能知晓？只有当其跃出沟陇，建功立业，就像骏马掠云飞驰，才会使人刮目相看！在这里，齐桓公乘驳马而使虎不敢行的典故，用得十分贴切。由此可见，这组诗构思之奇巧、用典之灵活，是非常突出的。
李贺属于苦吟派诗人，写诗时十分注意炼字炼意，出语务为劲拔，注意独创，不屑经人道过。《新唐书·李贺传》中载述：“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其中”；晚间回归后，把白天所得反复吟咏，整理成篇。因此诗人的许多佳词名句，得以流传于秋。在《马诗二十三首》中，作者为了充分表达其深沉的感情，十分讲究字句的琢炼。《马诗》其四写了这样一匹马：“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前句写马的形态——“瘦骨”，表现马的处境；后句写马的素质——“铜声”。作者不仅从这匹马瘦骨嶙峋的形象中写出马的境遇，而且发挥想象，采用移觉的修辞手法，从其形“瘦骨”（视觉）联想其质如“铜声”（听觉）。“铜声”二字读来浑厚凝重，其包含的意思也很丰富：铜是金属，其声铮铮，从而生动地显示马的骨力坚劲、内质精良，使马的内在外现为可闻可听的声响；素质原很抽象，声音也比较难于捉摸，它们都是虚的，但诗人以虚写虚又化虚为实，只用几个字就做到了“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其形象化的技法可以说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诗人炼字炼句，写马也即写自己，深沉委婉地表达了心中怀オ不遇的郁闷。《马诗》其十：“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诗人把神马乌骓与英雄霸王生离死别的场面刻画得十分悲壮动人。兵败垓下的英雄，在末路危难之际，竟不顾自己的生命，首先顾惜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战马，硬是送它登船东渡，而此时的乌骓也已明白，现在要与英雄永别了，于是它迎风悲鸣而泪下！一个“泣”字，写出了乌雅无比哀伤的神情，更表露了鸟骓无法表达的恋主心态，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想余地。如将“泣”换成“哭”字，那诗味必将锐减；如以“鸣”“嘶”代替，更是索然无味也。
《马诗》其五是作者写得十分精心、颇有意境的一首好诗：“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诗人开头只用了两个简洁的比喻，就展现了一片富于特色的边疆战场的景色：连绵的燕山山脉，一弯明月当空，平沙万里，在月光下好似铺了一层白皑皑的霜雪，画面清新开阔；同时“燕山月似钩”中的喻体“钩”是一种弯刀，诗人从明亮的月牙联想到闪着寒光的兵器形象，就延伸出了向往征战之意。这幅战场景色，寒气森森，但在渴望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战马看来，却正是它的用武之地，诗人以“何当”两字作设问，传达出千里马坚决自信而迫切执着的企盼之意。“金络脑”与马诗其一中的“无人织锦鞴，谁为铸金鞭中的“锦”“金鞭”一样统属贵重的鞍具，象征马受重用。最后一句，诗人不仅以“清秋”写出正是草原马肥草黄适于驱驰的季节，以“快走”形象地写出了马轻捷矫健的风姿，而且写出了骏马对上战场纵横骁腾不以为苦、反似获得无限轻松快意的感觉。全诗前半部分比中有兴，兴中带比；后半部分一气呵成，抒发情感。寥寥20个字，诗人既炼字又炼意，表达了作者企盼重用、热望建树功勋的强烈心愿。
李贺笔下的马是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诗人写马既有整体形象（如《马诗》其六的饿马形象）又有细部刻画（如《马诗》其一的“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既有外部的形体描绘又有内在心理的揣摩（如《马诗》其十中鸟雅的心理活动），笔法多变，即便同是写骏马也写出不同的风姿神态，绝不雷同，从而使其笔下的马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如诗人用“捉飘风”写出了骏马快过旋风的飞速迅捷之姿，用“拂云飞”写出了骏马追云逐月的潇酒俊逸之性；诗人还写出了具有不凡之质的骏马：“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正是由于诗人精心推敲，注意字句的琢炼，因而在描绘马的形象时达到了形象毕肖、神韵非凡的水准，而在表达诗人的情思时则显得既深沉、又执着。一生遭受统治者冷遇的诗人对世道看得相当透彻，但他渴求受到重用的心理却非常强烈，渴望一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执着企盼全都蕴癜在这些佳词名句中了。
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组极为优秀的咏物诗，它写得不脱不粘，既能注意到形象生动地把握“马”的特征，又能不为“马性”所拘泥而放开来写，从而体现了作品卓绝的风骨和深沉的寄托，因而值得读者三覆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