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婉约派词人许多伤离怀远之作中，这是一首颇负盛名的词。它不仅具有情致深婉的共同特点，而且具有一般婉约词少见的寥阔高远的特色。它不离婉约词，却又某些方面超越了婉约词。
起句“槛菊愁烟兰泣露”，写秋晓庭圃中的景物。菊花笼罩着一层轻烟薄雾，看上去似乎脉脉含愁；兰花上沾有露珠，看起来又像默默饮泣。兰和菊本就含有某种象喻色彩（象喻品格的幽洁），这里用“愁烟”“泣露”将它们人格化，将主观感情移于客观景物，透露女主人公自己的哀愁。“愁”“泣”二字，刻画痕迹较显，与大晏词珠圆玉润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但借外物抒写心情、渲染气氛、塑造主人公形象方面自有其作用。
次句“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这两种现象之间本不一定存在联系，但在充满哀愁、对节候特别敏感的主人公眼中，那燕子似乎是不耐罗幕轻寒而飞去。这里与其说是燕子的感觉，不如说是写帘幕中人的感觉——不只是在生理上感到初秋的轻寒，而且在心理上也荡漾着因孤孑凄清而引起的寒意。燕的双飞，更反托出人的孤独。这两句只写客观物象，不着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词语，表示的感情非常委婉含蓄。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上片后两句是说，明月不明白离别的痛苦，斜斜的银辉直到破晓还穿入朱户。
从今晨回溯昨夜，明点“离恨”，情感也从隐微转为强烈。明月本是无知的自然物，它不了解离恨之苦，而只顾光照朱户，原很自然；既如此，似乎不应怨恨它，但却偏要怨。这种仿佛是无理的埋怨，却正有力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在离恨的煎熬中对月彻夜无眠的情景和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怅触。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过片承上“到晓”，折回写今晨登高望远。“独上”应上“离恨”，反照“双飞”，而“望尽天涯”正从一夜无眠生出，脉理细密。“西风凋碧树”，不仅是登楼即目所见，而且包含有昨夜通宵不寐卧听西风落叶的回忆。碧树因一夜西风而尽凋，足见西风之劲厉肃杀，“凋”字正传出这一自然界的显著变化给予主人公的强烈感受。景既萧索，人又孤独，几乎言尽的情况下，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展现出一片无限广远寥廓的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里固然有凭高望远的苍茫之感，也有不见所思的空虚怅惘，但这所向空阔、毫无窒碍的境界却又给主人公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使其从狭小的帘幕庭院的忧伤愁闷转向对广远境界的骋望，这是从“望尽”一词中可以体味出来的。这三句尽管包含望而不见的伤离意绪，但感情是悲壮的，没有纤柔颓靡的气息；语言也洗净铅华，纯用白描。这三句是此词中流传千古的佳句。
高楼骋望，不见所思，因而想到音书寄远：“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彩笺，这里指题诗的诗笺；尺素，指书信。两句一纵一收，将主人公音书寄远的强烈愿望与音书无寄的可悲现实对照起来写，更加突出了“满目山河空念远”的悲慨，词也就这渺茫无着落的怅惘中结束。“山长水阔”和“望尽天涯”相应，再一次展示了令人神往的境界，而“知何处”的慨叹则更增加摇曳不尽的情致。
这首词上下片之间，在境界、风格上是有区别的。上片取景较狭，风格偏于柔婉；下片境界开阔，风格近于悲壮。但上片深婉中见含蓄，下片于广远中有蕴涵。王国维借用词中“昨夜”三句来描述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虽与词作原意了不相涉，却和这三句意象特别虚涵，便于借题发挥分不开的。
本文是追悼亡父的.但父亲亡故时，欧阳修年仅四岁，无法知悉父亲的生平行状，所以作者避实就虚，巧妙地以其母太夫人郑氏之口，从侧面落笔来写父亲。这样即表现了父亲的孝顺与仁厚，同时又颂扬了母亲的贤良。（《东都事略·欧阳修传》记载“母郑氏守节自誓，亲教修读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
在选材上，都是些琐事琐谈，不事描绘，而又句句人情。这一点深刻影响了明代归有光的家庭记事小品，如《项脊轩志》《先姚事略》等。这些琐事，看似随意而选，实则经过精心筛选。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曾指出写人切忌备举人物的全部事迹，而要选择一二重要实例来突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二事以取信）“居家廉洁、奉亲至孝、居官仁厚”这三方面典型事例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得知，欧阳修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有四岁，所以他要想通过自己与父亲的直接接触来追忆父亲是很难的。因此，欧阳修便采取了十分巧妙的一条路，即通过母亲之口来追忆父亲、还原父亲的形象。
文章中对父亲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第二段，而第二段除了前两句和最后一句外，都是来自欧阳修母亲的叙述，可谓娓娓道来、真挚感人。通过其母亲的叙述，一个廉洁好施、孝敬父母、宅心仁厚的父亲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其母亲追忆其父亲的过程中，欧阳修又以神来之笔于不经意间向读者展示了其母亲自身的优秀品质。
首先，欧阳修的父亲为官廉洁又喜宴宾客，所以在去世后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赖以生存的家财。但是欧阳修的母亲对自己的丈夫有所了解，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了欧阳修身上，所以尽管家境贫困，她仍然守节自誓、衣食自力，将欧阳修抚养成人。其次，从欧阳修母亲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了解其夫、敬佩其夫，并谨记其夫的遗训，在欧阳修成长的过程中进行谆谆教诲。由此，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形象逐渐变得清晰而饱满。
来到文章的第三段和第四段，欧阳修先介绍了其父亲居官的情况，然后又着重描写了其母亲俭约治家的精神。由于在第二段中，欧阳修父亲的事迹和形象皆出自其母亲之口，再加上其母亲贤妻良母的形象得以潜移默化地彰显，所以此时再描写母亲的勤俭持家便显得自然而真切。而且尤为不易的一点是，欧阳修的母亲竟然能料想到自己儿子日后恐有磨难，“晋儿小能苟介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这充分体现出欧阳修的母亲对他的了解之深，而另一方面也可说这正是欧阳修的母亲“晋知汝父之必将有后”的有力证据！及至日后欧阳修当真被贬至夷陵，其母亲却可言笑自若、处之泰然。至此，欧阳修母亲坚贞、贤良、勤俭的美好品质得以自然流露。
因此，欧阳修的《泷冈阡表》明表其父、暗表其母，可谓一碑双表、二水分流，明暗交叉、互衬互托，让人不得不赞叹其构思之巧妙！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纤就曾评注道：“文为表其父阡，实则表其母节，此不待言而知。那知通篇主意，注重即在一‘待’字，佐以无数‘知’字，公虽不见其父，而自贤母口中述之，则崇公之仁心惠政，栩栩如生。”
本文结构严密，层次甚为醒目。大致首段“有待”二字乃一篇之主，对后面的文字有着领起的作用。作者在写罢父母的为人后，便一一列出祖宗三代所得的封赠名号，并插进一段写他立表的用心，继而郑重地署上自己官名的全称，就内容言，作者意在说明他未辜负父母的教诲和期望，同时也是借自己的成就以显父母之德，所谓“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而从文章布局言，则是和前面的“有待”紧相呼应。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题或作“春光”，或作“春日”，皆非，应是截取开头一句的前两字而成。在李商隐诗集里有很多诗是属于这种虽曰有题实为无题的，如《流莺》（其首句云“流莺漂荡复参差”）、《相思》（首句云“相思树上合欢枝”）、《人欲》（首句云“人欲天从竟不疑”）等皆其例也。
全诗可分两层：前二句写的是春景，后二句是写由此景而感发的心情、意绪，并以“游丝”绾合前景后意，显得十分自然、缜密。诗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家国大事，也看不出什么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思想。但是却从这普普通通的景色抒写中传达了诗人某种幽微而复杂的体验或感受，而这才是此诗感人之所在。
首句“日日春光斗日光”写诗人眼中的春色。一句之中连用三个“日”字，妙在使人不觉其重。原因何在?这须从“斗”字说起，“斗”乃“争强竞胜”之意，是此句之“眼”，有了它才使“春光”、“日光”充满了勃勃生机。在这里，“春光”和“日光”都具有双重含义。从字面看，“春光”泛指春天明媚艳丽的风物景致。“日光”则指时色天象。前者为物色，后者是时间，随着时间（“日光”）的推移，物色（“春光”）也在不断变化，而这推移与变化又是瞬息迥异，所以诗人用“日日”状其景况，以“斗”字提挈于时色物象之间，竟成此一热闹繁华的场面。因此不妨说这句诗是以开朗、畅快、愉悦作底色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古典诗文里“春”、“日”还有另一重喻意，另一个传统，即人们常将春、秋同人的青春年少和年迈衰老联系在一起，或者竟是二者的代名词，将时日光阴同人的生命时光相比拟。自从屈原发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的叹息之后，这种对生命本体的强烈意识和深沉感喟便无时无刻不倾注于诗人的笔端。了解了这一层，再来看李商隐的这句诗时，便会有不同的感受。“斗”字虽突现了春色的繁盛迷人，但是，在这愉心悦目中又蕴含着诗人莫名其妙的忧惧和哀伤，而这种不易觉察到的潜在情绪又终于发展成了后二句感情的直接坦露。
如果说首句还是笼统地描摹，那么次句“山城斜路杏花香”则是比较具体地状写了。“山城斜路”指示了诗人所处的位置——其实在看到“日日春光斗日光”之前诗人就已经走在这弯弯曲曲的路上了，这是诗家用笔狡狯之处。——“杏花”大约是“山城斜路”边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景物，所以单独拈出，又以“香”字来渲染，使春色具体化、立体化了。这两句虽同是写春色，但一较抽象，一较具体；一是望中之感受（视觉的），一是从嗅觉中得来，略有不同，因而富于变化。
三、四句“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应作一气读。这大概是套用了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百丈游丝争绕树”的诗句。诗人缓步行进在山城斜路上，看见在空中自由自在浮动着的游丝，想到自己整日为尘世俗事所萦绕不得安宁，竟觉得自己反不及这无声无息的“游丝”，于是才生出了这一奇想：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像这百尺游丝一样浑然无知无觉、自由自在呢？但诗人毕竟不是“游丝”，庄周化蝶那是梦中才有的事，所以企羡也就只能归于企羡，“心绪”既不能似“游丝”一样“浑无事”，而诗人的烦恼、忧郁也就只能依然故我。如此思来想去，竟觉得此时“心绪”之多“事”比直说更增百倍令人难堪。这种将有感情的人同无情的物相比的构思在古典诗词中是非常常见的，有时是正接，有时是反衬，如杜甫《秋兴八首》诗“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以有巢可归的燕子反衬人的无家可归；又如岑参《寄左省杜拾遗》“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以鸟儿高飞喻写自己的抱负和眼下的不得志等等。但在这些诗里还多是可以寻绎的外在类比联想，而在李商隐这两句诗中则是以双关的“绪”将无形无影的心理情绪（“心绪”）同空中的“游丝”联系起来。这可以看出李商隐诗设喻的巧妙。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
首联写边报传来，激起了志士的爱国热情。诗人并不直接说明军情紧急，却说“烽火照西京”，通过“烽火”这一形象化的景物，把军情的紧急表现出来了。一个“照”字渲染了紧张气氛。“心中自不平”，是由烽火而引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一个“自”字，表现了书生那种由衷的爱国激情，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首二句交待了整个事件展开的背景。
颔联写主帅率军辞别京城，奔赴前线作战，以排山倒海之势包围敌国城堡的过程。一个“辞”字，显出奉旨率师远征者的严肃庄重；一个“绕”字，显见铁骑威力无穷，把敌兵团团包围。龙城为匈奴名城，此处指敌军要塞。
颈联紧紧接颔联，诗人抓住了隆冬自然界的主要表象“雪”、“风”两者，刻画两军对峙时的紧张场面。上句视觉：大雪纷飞中战旗到处翻舞；下句听觉：风声狂吼中夹杂着进军的战鼓声。两句诗，有声有色，各臻其妙。诗人别具机抒，以象征军队的“旗”和“鼓”，表现出征将士冒雪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无畏精神和在战鼓声激励下奋勇杀敌的悲壮激烈场面。
尾联“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初唐广大知识分子为国建功立业的共同心愿。李泽厚说，“当时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番、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杨炯这两句诗，是当时士人阶层的最强音，有着时代的特色。同样的气概，杨炯在其他诗里也有所反映。
这首短诗，写出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首先诗人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他又是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诗人一概略去不写。其次，诗采取了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发展前进。如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然而这种跳跃是十分自然的，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同时，这种跳跃式的结构，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