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第九回,书中写道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位是渔翁张稍,一位是樵夫李定。一日,他们在长安城里卖了鱼和柴,便进入酒馆之中吃了个半醉,徐步而归。二人以对诗的形式,夸赞渔樵生涯。这首词,是他们对诗的第六首,是樵夫李定所唱。
渔翁张稍和樵夫李定,是两位隐于渔樵的幽人雅士,因为现实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的腐败,他们宁可去捕鱼打柴,也不肯去同流合污。他们在诗词中反复赞美渔樵生涯,以此与名利场中做对比,来反衬现实的黑暗。这首词,在迫求”随心快”、“殊自在”、“无挂碍”、“无利害”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在对渔樵隐逸生活歌颂、赞美,甚至是美化的同时,还对历史的兴亡、朝代的更替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不管人间兴与败”,在这历史虚无感的后面,是对现实社会的彻底否定。
这首诗的首联紧扣诗题,交待了送别的季节和人物。颔联一赞一慰,把才人遭贬事作轻描淡写,已见豁达;颈联写想象中友人行路的艰辛和一路的凄凉景象;尾联诗人以吕虔赠刀的典故来勉励友人,表示相信友人定能再振宏图而不会蹉跎岁月,浪费时光,无所作为。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皇甫别驾遭贬谪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诗人对朋友安慰和鼓励。全诗基调高亢,雄浑沉雄,词语俊美。
“衔杯昨日夏云过,愁向燕山送玉珂。”两句扣紧“送别”的题意,以“昨夜衔杯”,今朝送别,表现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第一句“夏云”既点出时令,又与下文“秋风”、“夜雨”暗合,遥相衬托,相映生辉。第二句着一“愁”字,而依恋之情毕见。
“吴下诗名诸弟少,天涯宦迹左迁多。”概括了皇甫汸的诗名籍甚和仕途偃蹇。诗人故作轻描淡写,希望以自己之旷达来影响友人,以减少心中的怨尤,寓情至深。王世贞《皇甫百泉序》云:“嘉靖中诸公能诗者,独皇甫氏最;皇甫氏昆季四人,独子循先生最。”故曰“诸弟少”;皇甫滴一贬黄州推官,再贬开州同知,故曰“左迁多”。语皆切事,事皆征实,而又工整典丽。
“人家夜雨黎阳树,客渡秋风瓠子河。”两句以“夜雨黎阳”“秋风瓠子”设想汸至开州所经之地和达到贬所的季节。诗人变换手法,丰富扩展“愁”的意蕴。这两句,词语俊美,对仗工整,轻淡中寓浓情,创造了很好的意境。句中“人家”和“客渡”相对,“夜雨”和“秋风”相对,“黎阳树”和“瓠子河”相对。诗人把人、树、风、雨、水组成一幅画面,开阔而具动态美和立体感。另外,“人家”和“客渡”都是陌生处所,诗人孤身前行,自然生愁。这两句以景衬情,雄浑深沉。
“自有吕虔刀可赠,开州别驾岂蹉跎。 ”最后两句高唱入云,诗人以“吕虔刀”来勉励友人,相信友人以后自有贵人提携,定能东山再起,施展宏图,而不必担心长期失意,虚度光阴。因此,今日的开州别驾、颠沛流离算不了什么。诗人引此典入诗,贴切恰当。于是困顿失意之不快一扫而光,也就没有一般送别诗的缠绵悱恻,诗的结尾落在一个强音上。
从布局上看,这首诗与一般送别诗无二致,也是入题点送别,宽慰颂扬对方,然后转写行程,展望未来。但是,由于诗人与皇甫汸关系密切,所以在诗中倾注了自己的深情。全诗一气奔驰,如泉下注,笔力雄健。
诗开篇就说,虽然内地与边疆相隔甚远,但唐朝与渤海在文化上属于“一家”。这指出了双方文化上的一致性。既然文化“本一家”,那么,双方就不会因为地域不同而影响精神上的联系。首联是临别时的劝慰,也表达出双方间的厚谊深情,特别是唐人对东北边疆渤海人的情谊。颔联是对王子文化素养的赞誉。王子勤奋学习,如今博学多才,载誉而归,值得庆贺;王子美妙的文章、诗句都留在中国,为人传诵,这又是值得称道与感谢的。颈、尾联两联诗笔折转,想象王子归途情况及归国后对长安内地的思念。越过赤岭勋碑,顺着东流江水,王子扬帆直进,向朝霞曙光出现的东方故国驶去。“曙霞”暗含着对“海东盛国”的赞美。王子到达本国后,追忆在长安时的美好生活,定然会回首遥望,可那时已天遥地远,各在一方了。尾联透露出送行者依依不舍之情,于此可见篇首的劝慰,不仅含有王子的眷恋惜别之情,而且更有送行者本身强作笑容的离愁别绪。
此诗语言清浅朴素,感情色彩浓郁,是一首较好的赠别诗。作为我国各族人民之间亲密交往的历史记载,此诗更有其独特价值。尤其是这首反映了一个重要史实:当时渤海国重视学习、吸取中原文化,以至于中原文化渗透融合进渤海文化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