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大约作于晋、宋易代之交，是陶渊明晚年的咏怀之作。这些诗歌通过对古代贫士的歌咏，表现了诗人安贫守志、不慕名利的情怀。
第一幅景象当是黄昏所见，万物均有所依托，唯有空中那一抹孤云，无依无傍，在昏昏冥色中渐渐飘向不可知的远方，诗人不禁感慨：何时才能见到它的残光余辉呢？恐怕是不复再见了吧。第二幅是晨景，旭日染霞，驱散了隔宿的重雾，百鸟在霞光云天中翻飞，而独独有一禽迟举，它出林不久，未等天晚，又归还于故林。
诗末的感慨，是诗人经过一夜的感情酝蘖而来的。黄昏时，诗人因孤云远逝于昏冥之中而兴感，“何时见馀辉”，以反问出之，正见老人迟暮，预感生命无多的心境。于是很自然地会对人生的历程作反思，经过一夜不眠的回顾思索，诗人对自己的归隐而穷终于无悔，于是又借晨景一幅以引出感想，当初因不满于如众鸟向日般趋炎附势的世态，而久不从仕；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山，却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旋即归去来，正如那迟出早归的独鸟一般。于是他感慨道：自己坚守平素的生活道路，本是经过反复，量力而行的。也自知，这种生活免不了饥寒交煎的困苦；但是旧友零落，世无知音，既然如此，在贫困中终此一生，也没有什么可悲伤的了。“何所悲”是解脱之词，更可见作诗其初诗人实是悲慨盈怀。
这首《引驾行》是柳永创长调慢词的一个范例。
全词共一百二十五字，以平叙为主，层次多变化，注重从不同角度展现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对后世创作长调慢词者有很大的启发。
上片极尽铺叙之能事，先以一组排句对旅途中的客观物景，大肆进行铺写涂抹。这组排句均以一个三字句托上两个四字对句，着意加以渲染。“红尘紫陌，斜阳暮草”，描绘当时的长安道说的是场所。
“韶光明媚，轻烟淡薄”，描绘当时的天气氛围。接着，人物登场，“迢迢匹马西征”、“摇鞭时过长亭”，谓主人公正旅行，“离人”、“匹马”，“断魂”、“迢迢”，都带感情色彩，让人觉得主人公的这次旅行，并不那么愉快，再与此时此地的大好时光相对照，则更加烘托出这次旅行，是多么令人难堪，使人生愁。于是，抒情主人公很自然地兴起对于“凤城仙子”的思忆。“别来千里重行行”说的是漫长的旅行途中，有万千情事可以思忆，但令人难忘的还是即将踏上征途的那一时刻，俩人执手相看，那脸上水盈盈的双眼，永远印脑际。头一组排句与以下的思忆，布局巧妙，写的是现的景况，铺叙中穿插回忆，已将主人公旅途中的愁思表现得淋漓尽致。
下片转换角度，述说对方的相思苦情，并且进一步设想将来相见的情景。“花朝回夕，最苦冷落银屏。”几句说的是主人公设想：离别之后，每逢花朝月夕，她必定分外感到冷落，夜夜无眠，说不定她已经算好了我回归的日程。对方的相思苦情，这是想象中的事，但写得十分逼真，虚实难辨。这时候，仿佛她就自己的眼前。接着，主人公转而想到：这千万般的思忆，不管是我想念她，还是她想念我，全都是空的，怎比得上及早返回，与她相见，那才是实的。“争”，同“怎”。那时候，“向绣帏、深处并枕，说如此牵情。”抒情主人公将向她从头细细述说，离别之后，他是如何如何地思念着她。幻想中，作者既描绘了她的相思苦情，又写出彼此述说相思的情景，深切而生动。
这首词的上片写的是抒情主人公旅途中忆起“凤城仙子”，实景实情实写；下片描写对方的相思，虚者实写。上下片合起来，说的就是“相思”二字。全词铺叙、言情，有时间的推移，也有场景的变换，所抒之情饱满生动。
“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此诗一开篇借用汉武帝历史典故、借汉喻唐的修辞手法，以铺叙方式描绘出一幅大汉无中策、匈奴侵犯入境的景致，加倍形容战况非常危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无中策”、“犯渭桥”起烘托气氛之意，点明题旨，升华主题，为下文作铺垫。
“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紧扣上文，主要介绍战况相当危急，战事一触即发，讲述匈奴驻扎离长安不远的五原，以“秋草绿”“一何骄”突显匈奴趁草茂马壮之时侵犯中原，直逼都城长安。
“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描绘一幅战将们受命西征、报家为国的壮丽景致，明写汉军战将西征，横行阴山，实则写贞观三、四年间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出征平定突厥离叛之事。
“燕支落汉家，妇女无华色”借用汉使骠骑将军的典故，写汉军征途所向无前，恃勇锐冲锋出战，大败匈奴军，让匈奴人叫苦连天，暗寓出诗人歌颂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平定突厥离叛的煌煌武功，与此同时，以借古鉴今为警戒，提醒唐玄宗要重视边防。
“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讲述汉军渡黄河、临瀚海、战胜休兵后，胡汉人民处处平安无事，突显出战争残酷与和平民安的鲜明对比，抒发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描绘出一幅平息匈奴侵犯、百姓安乐如瀚海无波的景致，而“萧条”、“清”、“寂”、“无波”点染出边塞秋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萧煞悲凉之意，起到照应上文，着重渲染出诗题“塞”，渲染气氛，制造声势。“犯渭桥”、”“征西极”、“乐事多”，是全诗的脉络。
此诗声声实在，句句真情。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的气势，又充溢着边塞秋景萧煞悲凉之意，表达出诗人对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平定匈奴离叛的祝颂之意，也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胜败这种事是兵家难以预料的事，但是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男儿。
首句直截了当的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做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此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实在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江东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如项羽愿返江东可能卷土重来。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无面见江东父老”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的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从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评、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羽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从来，决矣。”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