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复古由于长期浪游江湖，一生未仕，被称为江湖诗派的代表。他的诗很多写游历江湖的闲适，曾以“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望江南·自嘲》）概括自己的诗风。但他也写下了大量指摘时政、忧国忧民的篇章，这首诗流露的就是对无法收复沦陷的北方国土的深切感伤。
诗前两句写登上横冈俯视大江，又在浮远堂上远望万里山河，只觉得忧愁郁结无法排解。后两句说望有山遮住视线，免得见到中原，更加深了自己的沉痛，诗人通过不想看而更深沉地表达对中原的怀念。
诗前两句写登上横冈，俯视大江，又在浮远堂上远望万里山河，只觉得忧愁郁结，无法排解。诗把登浮远堂一事分作两句写。第一句“大江流”写浮远堂所在环境，前加“下瞰”二字，以说明其高，引出下面的远望；同时以水流无限来寄托自己无尽的哀思。
第二句的“万里愁”，承上句，一是说长江水流万里，带不去心中的愁怨；一是说眼前的万里江山，使自己产生无穷的愁怨。第三句又接上，“无山遮望眼”照应“万里愁”，所以说最苦；第四句点出主题，说明为什么眼见万里会引起愁是因为向淮南眺望，眼前都是沦陷的中原国土。
“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句翻过一层，打破了历来登临诗的惯套。大凡登高，没有不希望看得远的，因而一般登临诗总是对眼前因为有山、有云遮断视线表示伤感，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偏说望有山遮住视线，免得见到中原，更加深了自己的沉痛，诗人通过不想看而更深沉地表达对中原的怀念。望之则不忍，不望又不能，于是深悔这次登上供北望的高堂为多此一举了。汉末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荆州，依靠刘表，曾登当阳城楼作《登楼赋》，有云：“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那是“最苦有山遮望眼”，而戴复古则是“最苦无山遮望眼”，所以其情更为可伤。又刘克庄《治城》云：“断镞遗枪不可求，西风古意满原头。孙刘数子如春梦，王谢千年有旧游。高塔不知何代作，暮笳似说昔人愁。神州只在兰干北，几度来时怕上楼。”前六句吊古，后二句转入伤今。其言北望神州使人难堪之意亦同，而 从正面说出，都不及戴语之耐人寻味。充分表达了国耻不雪，国土不归的极度悲愤之情。
戴复古还作了一首《盱眙北望》诗，可与这首诗合在一起看。诗云：“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说自己不忍心登高瞭望中原，与这首诗登高瞭望时流露的痛苦心情是完全一致的。
《柯敬仲墨竹》首联以议论出之，谈画竹的难易繁简。诗人在此称赞柯氏墨竹之“简”。笔简，脱去形似的画风，力追写意，更能实现其气逸、其格高，这是文人画所追求的美学境界。“莫将画竹论难易”，开口就劝人不要轻率谈论画竹难易这回事，因为其中道理深沉，作者是针对识见肤浅者而言的，也是针对他自己过去的认识而言的，所以此句的“莫将”，也有心商口度的意味。“刚道繁难简更难”，这句中有两个分句，一个“刚道繁难”即硬要说繁难，因为“繁难”是简单的道理，所以才一口咬定，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二是“简更难”，尽翻前四字之案，“简更难”是不合于习惯看法的，但它包含更深刻的道理。所以第二句中有一个波澜跌宕，令人耳目一新。
前二句皆议论，而后两句则是为前两句寻找的艺术个案证明，诗人将目光投到画面上来，通过对具体画境和观画的感受的描述，生动展现画家所创造出来的境界，给第二句的说理以形象的论证。“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其实也是对眼前柯九思所画的墨竹图而作出的高度称赞。艺术创作并不在写繁还是写简，关键在于它是否能生动传神，让人感到真境逼人。柯九思所画竹，萧萧数叶之间却能产生风雨飘飒、寒气袭人的艺术效果，可见简便非易，数叶的竹虽简，但却是以虚写实，取得了形简而意远的艺术成就。数叶之竹，其神态却具备天下风雨飒然而至的意蕴，文人画之神妙尽在画笔间。这里的说理因具体生动的例证而变得十分有力。
从艺术手法上， “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起码由视觉沟通了两重的通感：一是作用于听觉，一幅画居然能产生满堂风雨的感觉。这是耳朵发生错觉，可见画的简而妙；二是作用于肤觉，一幅画居然又产生了降温的感觉，这是生理上另一错觉，再见画的简而妙。从炼句上看，通常形容“只数叶”，用“寥寥”也合律。而诗人却用了“萧萧”，这就不但绘形，而且绘声。这是风吹竹叶、雨打竹叶之声，于是三、四两句就浑然一体了。如换着“寥寥”，也能过得去，但过得去并不就佳妙。从语气上看，用了“君看”二字，与首句“莫将”云，皆属第二人称的写法，像是谈心对话。
这首小诗既是评论柯氏的墨竹，也探讨了艺术的真谛，意象与画论结合，诗情与哲理交融。巧妙的做到了诗意与画论的结合。诗人以简笔写意赞画家的简笔写意，诗画相得相彰。前两句是借观柯九思的墨竹图而发议论，专门拈出了画竹的难易繁简问题，表达了诗人对文人画尚意崇简美学趣味的推崇。这里没有逼真地描绘画面，主要是写意，写出流动在画面的气韵，制造出一种萧疏、凄冷的氛围。上联以抽象论艺的方式评价柯氏的画艺，下联则是具体印证：简笔，不是简率，而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达到形似基础上的升华。
李东阳深谙文人画的精髓，在此诗中提出了画竹莫论难易，要做到简实则比繁更难的艺术创作观。
《春坊正字剑子歌》，是李贺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首著名的咏剑诗。它以构思新颖、设想新奇、比喻奇异、主题深刻而著称于世。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这首诗说：“从来咏剑者只形其利，此并传其神”。这个切中肯綮的评语，为读者指出了理解这首诗的主旨。诗的写作时间，可能在入京作奉礼郎任内。“春坊正字”，唐太子宫中掌校正经史文字的官名，隶属于左春坊，所以称为“春坊正字”。“剑子”，即剑。
“先辈匣中三尺水，曾入吴潭斩龙子。”读的开头二句，直接入题，说在太子宫中担任正字老前辈的剑匣中，装着一柄光芒耀眼如三尺秋水的宝剑，它曾上山刺虎、入水斩蛟，来历不凡。“吴潭斩龙子”；暗用《世说新语》中载周处在古吴地的义兴长桥斩蛟的故事。“隙月斜明刮露寒，练带平铺吹不起。蛟胎皮志蒺藜刺，鸊鹈淬花白鹇尾”。这四句紧接着说，远远看去，这柄宝剑好似从云隙中射下来的一抹月光，寒气侵人；又像是一条平铺着的洁白的绢带。银光闪闪，老鲨鱼皮制成的剑鞘呈现出蒺藜刺般光彩艳发的花纹，剑身上涂抹着一层厚厚的鸊鹈油像雄鹇鸟的尾羽毛般锃亮，永不生锈。“蛟胎皮”，就是鲨鱼皮，有珠纹而坚硬，古代的剑鞘多用它做成。“蒺藜”，草木植物，果实圆而有刺。这里用来形容剑鞘的花纹。“鸊鹈”，水鸟名，用它的脂肪涂剑可以防锈，“淬”，是涂抹的意思。“白鹇”鸟名，似山鸡而色白，尾长三尺，这里用以形容剑的锃亮。在这六句里，诗人用“三尺水”、“隙月斜明”、“练带平铺”、“白鹇尾”等一连串的比喻，渲染宝剑的光亮，用“蒺藜刺”形容剑鞘的精美，并用周处长桥斩蛟的故事，极力赞美宝剑的不凡经历，重点在“形其利”，下面的六句则把笔力的重点转向“传其神”。“直是荆轲一片心，莫教照见春坊字。”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这柄宝剑不仅精美绝伦，锋利无比，而且有一颗跳动着的心——一颗像战国时期的著名侠士荆轲那样的侠义之心，希望为国解愁、为人赴难，盼望着难能再有一试锋芒的时刻；然而它却长时间地被闲置不用，整天被佩在一个九品文官春坊正字的身上。它会感到委曲、羞愧的。所以在这里诗人呼告、祈求：不要让这柄满怀侠义之心的剑宝整天无所事事，徒然让它的光辉照映着春坊的图书文字吧！这两句是全诗承上启下的过渡句，在这两个诗句里，诗人想落天外，比喻新奇，以飞扬之笔，点燃了全诗光照之火，成为统帅全诗的灵魂，把咏剑的主题升华到了咏人的高度，它十分自然地把宝剑的被抛弃、春坊正字的大材小用和诗人的失意不遇绾合在一起，咏剑的不能尽其用，实写人的不能尽其材；剑的不遇，正是春坊正字和诗人的不遇的真实写照。咏剑是宾，咏人才是主。王琦评云：“通篇供剑以抒不遇知己之感。”可谓中的之言，接着诗人又写道：“挼丝团金悬，神光欲截兰田玉。提出西方白帝惊，嗷嗷鬼母秋郊哭。”“挼丝团金”：用金丝编制成的圆形繐子。“簏簌”（lùsú，竹字头应改为罒字头）：下垂的样子。这四句的意思是说：这柄宝剑虽然久遭废弃，不得其用，但它的神威却不减当年。它那剑柄上垂着的金色丝缚还是那样鲜艳夺目，它在匣中发出的奇异光芒，随时都在跃跃欲试，想把那坚硬无比的兰田美玉切削成泥呢！西方的白帝看见它也会惊惶失色，神母也会吓得嗷嗷大哭。在最后两个诗句里，诗人用了刘邦斩蛇的故事。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酒醉夜行，遇一大蛇当道。刘邦挥剑把蛇斩为两段。后来有人经过这里，见一老妇啼哭。问她的原因，她说她的儿子是西方之神白帝的儿子，化成龙，被赤帝的儿子（刘邦）杀了，所以伤心啼哭。说完这个老妇就不见了，她原来是西方的神母。诗人借用这个典故，进一步渲染春坊正字宝剑的神奇威力。
全诗由形到神，由物及人，构思新颖，设想奇特，比喻连珠，绾合自然，炼字妍冶而传神，用典多而不晦涩，跳跃大而脉络暗藏，主题深刻而无枯燥之嫌，不愧为咏剑的名篇。
顾炎武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启蒙学者，博学强记，耿介绝俗，以著作《日知录》驰名于世。
抗清失败后，顾炎武奔走南北，眼界大开，对人生的认识也更加殷实、深刻了。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崇尚“游谈无根”的理学情况，《与友人书》以“为学”为话题，发抒了独具个性的治学观。
文章的结构呈放射状。作者从为学者与自我、现实的学友、书本（实际上仍是人——古代作者或书中古人）、历史的“学友”（文中提到了孔子，实际上是指对提升学者的学养有帮助的一切古人）的关系切入，精到地阐述了这四组关系中的心灵互动的重要性。他要求为学者做到博学审问（广泛涉猎，详细考究）、稽（与别人心灵契合）、求其是非之所在（实际上指学会辨析，学会批判），使别人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东西，从而拓展自己的知识疆域。作者强调为学不是始于学习，终于学习，而应该联系实际，学有所用，即“有济于天下”。为学应该贯穿人生的始终，不进则退。这是为学者必须谨记的一条法则，圣人也不例外。
文中提倡的是一种注重“广博、渊深、实用”三位一体的治学观，辨证而深刻，实在而灵活。这不仅对当时的学人具有警策的作用，对现代的人们如何打造书香人生，创建学习型社会，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