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一位宫女扮好新妆却无人赏识，只能百无聊赖地独自数花朵解闷，引得蜻蜓飞上头来的别致情景。全诗抒写宫怨闺情，但与其他同类诗迥然不同。诗人通过对宫女神态的传神刻画，表现了她不胜幽怨之情。诗意别出心裁，富有韵味。
白居易原诗开头是以“低花树映小妆楼”来暗示青年女子，而刘禹锡和诗“新妆宜面下朱楼”说得十分明确，而且顺带把人物的心情也点出来了。诗中女主人公梳妆一新，急忙下楼。“宜面”二字，说明她妆扮得相当认真、讲究。看上去，不仅没有愁，倒似乎还有几分喜色。艳艳春光使她暂时忘却了心中苦恼，这良辰美景，使她心底萌发了一丝朦胧的希望。
刘禹锡诗的第二句是说下得楼来，确是莺歌蝶舞，柳绿花红。然而庭院深深，院门紧锁，独自一人，更生寂寞，于是满目生愁。从诗的发展看，这是承上启下的一句。
诗的三、四两句是进一步把这个“愁”字写足。这位女主人公下楼的本意不是为了寻愁觅恨，要是早知如此，她就不必“下朱楼”，也不必“新妆宜面”。可是结果恰恰惹得无端烦恼上心头。这急剧变化的痛苦的心情，使她再也无心赏玩，只好用“数花朵”来遣愁散闷，打发这大好春光。“数花朵”的原因当亦有对这无人观赏、转眼即逝的春花，叹之、怜之、伤之的情怀。就在她在默默地数着时，“蜻蜓飞上玉搔头”。这是十分精彩的一笔。它含蓄地刻画出她那沉浸在痛苦中的凝神伫立的情态；它还暗示了这位女主人公有着花朵般的容貌，以至于使常在花中的蜻蜓也错把美人当花朵，轻轻飞上玉搔头；而且也意味着她的处境亦如这庭院中的春花一样，寂寞深锁，无人赏识，只能引来这无知的蜻蜓。真是花亦似人，人亦如花，春光空负。“为谁零落为谁开？”这就自然而含蓄地引出了人愁花愁一院愁的主题。
有人说：“诗不难于结，而难于神”。这首诗的结尾是出人意料的，诗人剪取了一个偶然的镜头——“蜻蜓飞上玉搔头”，蜻蜓无心人有恨。这个结句是在回应“思量何事不回头”而设计的，它洗炼而巧妙地描绘了这位青年女子在春光烂漫之中的冷寂孤凄的境遇，新颖而富有韵味，真可谓结得有“神”。
这是一首唱和之作。原诗题意不过是在淮河上航行遇到了顺风，和作好在能另辟新境，立意高远。
首二句意境阔大，感情奔放，“浩荡”写水势盛大，“清淮”写水色澄碧，“天共流”写水天相接，因天色清明，故水天一色，舟中人视之，如水天共流。在这个雄浑的背景上，一一叶扁舟正乘长风破万里浪，驰向远方的故乡。诗人按照唱和诗的习惯，非常巧妙地以“浩荡清淮”和“风送归舟”点了题，同时抒发了顺风乘舟的快感和豪放轩昂的胸怀。
后两句描写浪漫的想象。诗人发愁，因为晚上船不得不停泊在狭窄而吵闹的小港口。结尾笔锋一转，顿生豪情。但愿乘长风万里，破白浪滔滔，驰入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只有在这浩渺辽阔的天地中，诗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全诗现实的描绘和浪漫的想象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感情层层推进，一泻千里，表层流露的是乘风破浪之快意，而深层表达的则是诗人豪迈壮阔的情怀。迹其生平，诗人数次上书朝廷，于朝政无所回避，疾愤群小，屡为佞人所冤陷，其“愤懑之气，不能自平”，故有“吹入沧溟始自由”之想，意即冲破一切人为羁绊，求得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诗人就是这样借江流天地、长风万里、沧溟浩渺来抒写自己豪迈不羁，壮志凌云的自由之情。综上所析，宦海浮沉，人生苦短，诗人不管是贬官降职，流放他乡，还是为人构陷，壮志未酬，不管是路遇不平，前途凶险，还是思有郁结，心灵不展，他们都能够在观照自然，神游天地的审美愉悦中解除痛苦，超越自我。是天地山川赋予他们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是江河湖海赋予他们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是自然造化赋予他们自由奔放的生命激情。
二、四句明显具有寄托和象征意义。苏舜钦政治上倾向于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多次上书言政，反遭保守派诬陷，而时发其愤闷于歌诗。这首诗在痛快淋漓地描述顺风乘舟情景的同时，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表达了对保守派群小的蔑视和对高远理想的追求，显露出诗人高洁的人格和兀傲不群的个性。
这首词上片描写作者送客归来，遇到梅花盛开的情景；下片描写了作者年纪老迈，进不能报效国家，退不能归隐山林的尴尬处境。全词借景抒情，以梅花的富有情韵，生动地刻画出一位不堪宦海颠波、垂垂老矣的老吏形象。通过描写送友人离开后的所见所感，含蓄地抒发了心中的抑郁愤懑之情以及自己老大无成的感叹。
词的上片借梅抒怀，哀叹自己衰病和无聊。首句写送客归回，引起对旧友的思念，点明题意。“欹帽垂鞭”四字，写活了作者的颓唐和懒散，能见内心怅惘与痛苦。“一枝梅”不仅仅写出了梅花的枝数，还写出了词人的形单影只，更暗喻了词人不同流合污的洁雅品质。次句原是淡雅一景，该令人怡然释然。可作者不再用笔，而诉说自己已麻木得不知有春。但梅花却善解人意，送来幽香。这是作者矛盾生活的心理反应。那心事，那壮志，要忘却怎能忘却；现实的触目惊心，使作者总不敢忘。
下片向友人表达自己矛盾的心志。“安得”三句是故作逍遥，既然进不能报效朝廷，实现理想，便只能隐居山林，饮酒赏梅了。但后三句却又叹“流年羁恨两相催”，作者不甘心老大无成，不甘心四处羁旅，他还要坚守在抗金前线。殷殷报国心，烈烈杀敌情，全在平淡的叙说中，耐人寻味，感人肺腑。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答谢中书书》是作者寄给谢徵谈山水之美的一封信笺。
全文结构巧妙，语言精奇。短短六十八字，即已集江南之美于一身，切切实实地道出了山川之自然美。
抓住江南山林的特征，用简洁空灵的笔墨来写，这是《答谢中书书》突出的优点。“高峰入云”的磅礴气势在北方也能看到，但在同一个景观里，又相伴着“清流见底”直视无碍的澄澈之美，在北方就难以见到。
写山林景色的瑰丽，作者只用了两组对偶句共十六个字，即“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已显得活脱精到，引人遐想。南宋人邓椿在他的《画继》里曾指出：“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山林的“神”（本质特征），高明的作家艺术家总有独特的感受。陶弘景以形写神，在他笔下茅山中一年到头“青林翠竹”已使人欣悦不置，更有谁领略过，在清流两岸壁立千仞的高峰之上，常年色彩变幻莫测。这奇幻瑰丽的色彩，当然是大自然奥秘的生命之彩，它的奇情壮采和迷离多变的性格，作者用“五色交辉”来形容，可谓恰到好处。而如果用工笔刻镂，即使做到“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也难免拖沓板滞，存形而略神。多种色彩奇妙的调谐而又变动不居，正是山林的逸趣神韵所在，然而这却是最难着笔之处。陶弘景用视觉形象和动感都很强的“五色交辉”四字来点染，自会引起读者对绚烂的山林形象的种种联想与记忆，在记忆里呈现的奇伟与色彩因人而异，具有无比的丰富性。这种能激起读者审美活动的活脱笔触，可称“字外之奇”（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陶弘景又是书法家，他与梁武帝萧衍讨论钟王书法的文字俱在（见萧衍《答陶弘景书》及陶弘景《与梁武帝启》），颇能显示他的艺术见解，这一点可存而不论。但陶弘景在书法艺术上讲究空间布白之美，和文学创作上用笔空灵是一致的。通过文字诱发读者的联想，虚实相生，形成字外的意境，让读者丰富的想象补充作者的艺术空白，正是此文成功之笔。
写了茅山中一年四时之美后，作者又用两组并列对偶句写一日之美。“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如果说写茅山一年四时之美是以静见动：静到能窥见大自然的奥秘，大自然生命之律动是通过“交辉”的色彩奉献给作家的，那么，茅山中一日之美则是以动见静：天刚麻麻亮，“晓雾将歇”，花叶上露珠还未照上太阳时，山林就开始了欢唱，“猿鸟乱鸣”。这“乱”字有声繁悦耳，使人迷惑，动人心魄的意思。而到了“夕日欲颓”、金乌西栖之后，鱼儿避开了“鹰嶙鹗视”的威胁，此际竞跃腾欢，尽情享受空气中弥漫的芳馨。总之，从早到晚，山林中正是由于猿的柔声啼唤，鸟的恣意鸣哄和鱼的欢腾竞跃而显得格外静谧幽美。
从结构上看，《答谢中书书》从富有审美意味的两句开头，接着有两个不同时空层次的描写，以静见动，以动见静，写出了茅山美的性灵。至此出声赞叹：“实是欲界之仙都！”就是应有之笔。接着以反接收束全篇，深憾于自谢灵运以来竟无人妙赏此佳山水，一唱三叹，摇曳生姿，文章虽短而含蕴不尽。
以骈文的主要特征来看，《答谢中书书》或许不是很严饬的。四四四四的句式对属虽工，但基本上不用典藻饰。音律上平节和仄节的交替，也不完全合律。但它好就好在骈散兼行，散文的疏宕流畅之美和骈文的整炼之美结合得很好。谋篇见巧思，用语清丽含蓄，诗化了意境。
《答谢中书书》一文，反映了作者娱情山水的清高思想。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黑暗的时期，因为各种矛盾非常尖锐，政局极度动荡，因此不少文人往往遁迹山林，旨图从自然美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因而他们常在书信中描述山水，来表明自己之所好，并从而作为对友人的问候和安慰，这类作品虽然没有表现出多么积极进步的政治观点，但是却以其高超的艺术笔触，创作了具有相当高的美学价值的文学精品，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鉴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