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李洞生活的晚唐时代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国势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而僖宗荒淫嬉戏,贪残昏朽,更甚于玄宗;这首诗表面是写唐玄宗的荒政误国,实是针对时政而发的。《唐才子传》说李洞写诗“逼真于岛(贾岛),新奇或过之”。此诗的新颖在于:诗人写李唐的衰朽,不着一字,而以“绣岭”小景出之。
“春日迟迟春草绿”写游绣岭宫的季节、天气以及满眼新绿的景色。“迟迟”,可推测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一般情况下,“春草绿”应是一种宜人之色,但用于此刻的登绣岭宫,却是荒草萋萋,听不到玉辇鸣鸾的荒凉之境。如果说这句还只是通过对背景的联想才透出了“春草绿”的时代气息,那么,这“野棠开尽飘香玉”的时代气息就更其明显了。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遂成开元盛世,后期迷于声色狗马,讨厌政事,酿成安史之乱。但这些具体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是无法写到一首小诗中去的,诗人便抓住了绣岭野棠来叙述,手法新奇。“野棠”的“野”字,包含了诗人的无限感叹。“开尽”的“尽”字,道出了无限“芳树无人花自落”之慨。“飘香玉”的“飘”字,蕴藏着诗人无限惋惜之情。原为御地之树,变为无主之林;原为笙管之地,变为无人之境;弟子散尽,香玉惊风;“野”“尽”“飘”三字,写出了无限令人感慨的意境。只迷声色,不理国政,梨未成,梦已绝,君主的荒淫享乐带来了无比深重的国灾民难。
尾联写出一位白发老人的举动:“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自玄宗的开元盛日,至僖宗的衰朽之朝,时历一个半世纪有余,活动在开元时代的人,自然一个也没有了。“犹唱”二字,表面似讥老人爱翻陈年老历,唱得不合时宜,实则感慨深远。通过鹤发老人对太平盛世的缅怀,诗人寄寓自己对时政的深沉叹息。诗四句全是写景,但字字流露出诗人对祖国命运无限关心的真挚感情。这种寄真情于字背,寓深义于眼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颇得游刃骚雅之妙。
这首诗的新颖在于诗人写李唐的衰朽,不着一字,而以“绣岭”小景出之。诗四句全是写景,但字字流露出诗人对祖国命运无限关心的真挚感情。这种寄真情于字背,寓深义于眼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颇得游刃骚雅之妙。
这是一首俚俗之作,通篇借“风”与“船”这两件事物铺开。
上片主要写“风”,顺而及“船”。劈头两句就是“无理而有情”的大白话:“好恨这风儿,催俺分离!”其实,催他与恋人分别的并不真是风,然而他却怪罪于风,这不过是他“怨归去得疾”(《西厢记》崔莺莺长亭送别张生时的唱辞中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正如睡不着却怪枕头歪那样,这种“正理歪说”的风趣话中其实包含着难以言传的离别之痛。以下三句便紧接“风儿”而来,越加显得波峭有趣:“船儿吹得去如飞,因甚眉儿吹不展?叵耐风儿!”它所埋怨的仍是这个“该死”的“风儿”,不过语意更有所发展。意谓:既然你能把船儿吹得像张了翅膀一样飞去,那你又为什么不把我的眉结吹散(侧面交代作者的愁颜不展、双眉打结),真是“可恨可恶”(“叵耐”本指“不可耐”之义,这里含有“可恨”之意)透顶!眉心打结,本是词人自己的心境使然。俗语云:“心病还须心药医”。词人不言自己无法解脱离别的苦恼,却恨起风马牛不相及的“风儿”来,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语”和“奇想”,亦极言其“怨天尤人”的烦恼之深矣。人的感情,每到那种极深的境界时,往往便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变态。石孝友的这些词句,便故意地利用这种“变态心理”来表现自己被深浓的离愁所折磨扭曲了的心境,确实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下片则索性从船儿写起。“不是这船儿,载起相思?”这是第一层意思。意谓:若不是偌大一个船儿,自己这一腔相思怎能装得下、载得起?“相思”本无“重量”可言,这里便用形象化的方法把它夸张为巨石一般的东西。说只有船儿才能把它载起,则“相思”之“重”、之“巨”不言自明。在“感谢”船儿帮他载起相思之情之后,作者又“得寸进尺”地向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船儿若念我孤恓?载取人人篷底睡”。意谓:“救人须救彻”,你既然帮我载负了相思之情,那就索性把好事做到底吧!——因此,你若真念我孤寂烦恼得慌,何不把那个人儿(她)也一起带来与我共眠在一个船篷下呢?但这件事儿光靠“船儿”还不行,那就又要转而乞求“风神”——请它刮起一阵怪风,把她从远处的岸边飞载到这儿来吧。如是,则不胜“感谢”矣,故曰:“感谢风儿”!
众所周知,常见的文人词在描写离情别绪时,特别喜欢用“灞桥烟柳”、“长亭芳草”、“绣阁轻抛”、“浪萍难驻”之类的华丽词藻。即如石孝友自己,也写过“立马垂杨官渡,一寸柔肠万缕。回首碧云迷洞府,杜鹃啼日暮”(《谒金门》)之类的“雅词”。然而此首《浪淘沙》却一反文人词常见的面貌,出之以通俗、风趣、幽默、诙谐的风格,却又并不妨碍它抒情之“真”、之“深”,故而可称是首别具“谐趣”和“俗味”的佳作。在读惯了那些浓艳得发腻的离别词后,读一读这首颇有民歌风味的通俗词,真有点像吃惯了鱼腥虾蟹之后尝到山果野蔌那样,很富有些新鲜的感觉。
全词通过先是怨风、责风,次是谢船、赞船,再是央船、求风,最后又谢风、颂风,曲折而生动地展示了词人在离别途中的复杂心境:先言乍别时“愁一箭风快”(周邦彦《兰陵王》)的痛楚,次言离途中“黛蛾长敛(这里则换了男性的双眉而已),任是春风吹不展”的愁闷,最后则突发奇想地写他希冀与恋人风雨同舟的渴望。这三层心思,前二层是前人早就写过的,但石孝友又加以写法上的变化,而第三层则可谓是他的“创造”。这种大胆而奇特的幻想,恐怕与他接受民间词的影响有关。比如敦煌词中就有很多奇特的想象,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又如“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