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写洛阳的夜景。清静的夜晚，白云已回到了家中，只见天上的天河已没有了夏日的浩瀚，皎洁的月光笼罩全城，整个夜空只有几个稀疏的星星的闪烁。本联起笔不凡，视野阔大，写洛阳秋夜天高云淡，月华似水，清辉笼罩着静谧的古城。
颔联中的“秋”“雁”“月”“捣万家衣”这几个意象。鸿雁是候鸟，春秋迁徙。秋天，大雁乘着长风，奋力飞往南方越冬。这种景象每每牵动游子的思乡之情，或分别友人的怀念之情，因此，诗人们常以鸿雁作为书信的象征，借雁抒情，寄寓自己浓浓的思念之情。而关于“月”与“捣衣”，唐王朝沿用府兵制，应征人员的衣服武器俱得自备。所以，每到清寒时节，在家的女子就要在劳作之余趁夜为戍边的丈夫准备寒衣。而唐朝时民间衣料依然是苎麻葛，需砍来苎麻煮后再捣而成葛布然后再制衣。此时，征人之妻不仅承受着赶制戎衣的沉重负担，在精神上还承受着征夫音讯不通、长年不归的煎熬。她们往往借助“捣衣”的劳作表达对丈夫牵肠挂肚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所以它们都是唐诗中表示思念的常见的典型意象。所以诗人选用的这几个意象，从其本身我们就能看到其中蕴含的浓浓的思念之情。
在手法上，“见”是视觉描写，展现的是作者眼前所见。而诗人所见的大雁高飞之处远达千里，所以所写的是远观之景。而后句的“闻”则是听的意思，诗人听见捣衣声采用的是听觉描写。而炼制苎麻捣成葛布，这声音必不会如大雁般千里之外还能听到，所以“月中闻捣万家衣”所写的是近闻之景。
在写作思路上，“秋后见飞千里雁”必然是白天所见之景，正是因为看见大雁南飞，深感凉意，发觉寒冬将至，所以人们才会趁夜，诗人也才能“月中闻捣万家衣”。诗人这两句诗，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开，由白天看见秋寒意象引发月下闻捣衣，也符合当时人们生活的日常逻辑，思路顺畅。
颈联写作者在青门道送别了自己的友人，要和家在东吴黄鹄矶友人作长久的离别。“青门”点出送别地点，“长怜”表现了诗人对客居异乡的朋友的无限同情和怜惜。“久别”写出了诗人无友人相伴的孤独寂寞，又暗含思念好友和渴望早日相见的厚意。
尾联宕开一笔，作者想问一问，写给友人书信该寄往哪里呢?不知道皇甫冉郑丰两个人是否已经回到东吴还是仍然客居西雍，渺无定踪，才不知道寄书当向何处。我对你的一片用心如果不能到达，这无异于彼此之心在两处违背。
上片侧重写景，“参横月落，客绪从谁托”，是写眼前的实景，月亮已落，参星横斜，正是天将破晓之际，纳兰已经要从汉儿村出发了。“客绪”是指一种行旅怀乡的愁思。这满心的情绪，真真是，又该从何说起。在这样的茫然无奈中，词人抛出了虚化的两句，“望里家山云漠漠，似有红楼一角”则是虚笔，太多执着的情绪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纳兰似乎也并不介意在这里用这种方式变现他思乡之情。红楼显然是想象之语，而在这里，“楼”并不是重点，红楼一角之下，定是有佳人倚栏，翘首企盼着词人的归期吧，此情悠悠，两心知。
下片侧重写情。先说后两句，“输与五陵公子，此时梦绕花前”，单看这两句自然是无头无脑，不过连上前面两句，“不如意事年年，消磨绝塞风烟”就可以看出，纳兰这其实是在抱怨了。他感叹道自己年年都有不如意之事，要戍守塞外，在缕缕风烟中消磨时光。看来，纳兰自己的确是比不上此时正在游赏玩乐的京城贵族子弟们啊，他们恐怕此时正过着活色天香般的生活吧。词人拿远行在外孤寂无聊的自己，和在京师里过着悠闲生活的人们相比，在看似情绪平静的表面之下，他实在是忍不住满腹牢骚。短短四句，言浅而意深。
这样一个结句，也是对上片落句的回照，在整首词里构成了一种前后勾连、回环往复的韵致，《清平乐》这样短小的词牌能写出这样回环往复的意味，可见纳兰情意之深切，也更让人觉得其中哀伤之情愈加的缠绵委婉。
这首是一首纪行诗。第一句是回望来路。江陵到汝州，行程相当遥远，回望巴路，只见白道如丝，一直向前蜿蜒伸展，最后渐渐隐入云间天际。这一句表明离出使的目的地江陵已经很远，回程已快接近尾声了。翘首南望，对远在云山之外的江陵固然也会产生一些怀念和遥想，但这时充溢在诗人心中的，已经是回程行将结束的喜悦了。所以第二句紧接着瞻望前路，计算归期。王建家居颍川，离汝州很近，到了汝州，也就差不多到家了。“寒食离家麦熟还”，这句平平道出，看似只是客观地交待离家和归家的时间季节，实则此行往返路程的遥远，路上的辛苦劳顿，盼归心情的急切以及路途上不同季节景物的变化，都隐然见于诗外。寒食离家，郊原还是一片嫩绿，回家的时候，田间垅上，却已是一片金黄了。
三、四两句转写前路所见景物。“日暮数峰青似染，商人说是汝州山。”傍晚时分，前面出现了几座青得象染过一样的峰峦，同行的商人说，那就是汝州附近的山了。两句淡淡写出，徐徐收住，只说行途所见所闻，对自己的心情、感受不着一字，却自有一番韵外之致，一种悠然不尽的远调。
单从写景角度说，用洗炼明快之笔画出在薄暮朦胧背景上凸现的几座轮廓分明、青如染出的山峰，确实也富有美感和新鲜感。甚至通过“数峰青似染”就展现出天气的清朗、天宇的澄清和这几座山峰引人注目的美丽身姿。但它的妙处似乎主要不在写景，而在于微妙地传递出旅人在当时特定情况下一种难以言传的心境。
这个特定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归程即将结束，已经行近离家最近的一个大站头汝州了。这样一个站头，对盼归心切的旅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对它的出现自然特别关注。正在遥望前路之际，忽见数峰似染，引人瞩目，不免问及同行的商人，商人则不经意地道出那就是汝州的山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刻在诗人心中涌起的自是一阵欣慰的喜悦，一种兴奋的情绪和亲切的感情。而作者没有费力地去刻画当时的心境，只淡淡着笔，将所见所闻轻轻托出，而自然构成富于含蕴的意境和令人神远的风调。
纪行诗自然会写到山川风物，但它之所以吸引人，往往不单纯由于写出了优美的景色，而是由于在写景中传出诗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片心绪。这种由景物与心境的契合神会所构成的风调美，常常是纪行诗（特别是小诗）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奥秘。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