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起首四句,勾绘一幅梅柳林塘春雪图,清峭而疏淡。高柳春才软,冻梅寒更香。暮雪助清峭,玉尘散林塘——先点明是春雪,雪中梅放,艳丽无比。梅香雪色,韵胜格雅,纯洁坚韧,历代词客骚人,常常借以托言喻志。周邦彦从“玉尘”之典取意,重在写景。那堪飘风递冷,故遣度幕穿窗。似欲料理新妆,呵手弄丝簧。词人似转入写人。以下“那堪”四句,写出内庭寒冷之状。飞舞的雪花,穿窗度幕,随风飘进室内,犹如料理新妆,手弄丝簧。拟人新颖,联想生动。
下片对景抒怀,由人及己,写出了词人宦游他乡、对酒销愁的情感。面对雪景,不禁思念故园,援笔授简,却又想起梁园旧事。昔日的司马相如对雪作赋,人虽已没而余韵流风宛在;词人自己虽也曾汴京献赋,而今却是如此的凄清落寞,失意沉沦。借典运事,曲书胸臆,显得蕴藉深厚。结尾三句由虚而实,从沉思中回归雪景,顾影自怜,谓聊且长夜痛饮,自我慰藉,不致辜负了这场风雪。“虚檐”的空虚与“凹廊”的曲折,恰似词人此时此刻的思想感情。词人在冷落、萧索中,执笔挥写,多少往事萦绕心头,多少愁思难以平静,在凌空的房檐下徘徊,也无心打扫回廊,只有“莫惜空酒觞”了。端起盛满酒的杯子,一杯一杯,自斟自饮,一醉方休。
全篇索物寄意,融心境与外物为一体,深得离合之妙。
唐贾岛《三月晦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命意新奇,女词人朱淑真因其意而用之于词,构思更奇。
词的起句便奇突。风光通常只能用秀丽、迷人写来形容,与“紧急”搭配很是奇特。留春之意已引而未发。紧补一句“三月俄三十”,此意则跃然纸上。这两句属于倒置,比贾诗从月日说起,尤觉用笔跳脱。
一般写春暮,止到三月,点出“三十(日)”,更见暮春之“暮”。日子写得如此具体,读来却不板滞,盖一句之中,已具加倍之法。而用一“俄”字渲染紧急气氛,比贾句用“正当”二字,更有生气。在三月三十日这个临界的日子里,春天就要消逝了。“拟欲留连计无及”,一方面把春天设想为远行者,另一方面又俨有送行者在焉,“拟欲留连”者究竟是谁?似是作者自谓,观下句则又似是“绿野”了。暮春时节,红瘦绿肥,树木含烟,花草滴露,都似为无计留春而感伤呢。写景的同时,又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了。上两句与下两句,一催一留,大有“方留恋处,兰舟催发”的意趣,而先写紧催,后写苦留,尤觉词情叠宕。
上片已构成一个“送别”的局面。催的催得“紧急”,留的“留连无计”,只好抓紧时机作临别赠言罢。
故过片即云“倩谁寄语春宵”。上片写惜春却未露一个“春”字,此处以“春宵”出之,乃是因为这才是春光的最后一霎,点睛点得恰是地方。春宵渐行渐远,需要一个称职的使者追及传语的。“倩谁”?——“城关画鼓轻敲”,此句似写春宵这境,同时也就是一个使者在自告奋勇。读来饶有意味,隐含比兴手法。唐宋时城楼定时击鼓,为城坊门启闭之节,日击二次:五更三筹击后,听人行。昼漏尽击后,禁人行。叫做“咚咚鼓”。鼓声为时光之友伴,请它传语甚妙。“敲”上着一“轻”字,便带有微妙的感情色彩,恰是“缱绻”软语的态度。“临歧”二字把“送别”的构思表现得更加明显。最末一句即“临歧嘱咐”的“缱绻”的情话:“来年早到梅梢。”不道眼前惜别之情,而说来年请早,言轻意重,耐人寻味。“早到梅梢”尤为妙笔生花之语。盖百花迎春,以凌寒独放的梅花为最早,谓“早到梅梢”,似嫌梅花开的还不够早,盼归急切,更见惜春感情的强烈。把春回的概念,具象化为早梅之开放,又创出极美的诗歌意象,使全词意境大大生色。整个下片和贾岛诗相比,实在是别开生面,更有异彩。
贾岛诗只是诗人自己寄语朋友,明表惜春之意。而此词却通篇不见有人,全用比兴手法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送别场面:时间是三月三十日,行者是春天,送行愁泣是“绿野”,催发者为“风光”,寄语之信使为“画鼓”,……俨然是大自然导演的一出戏剧。而作者本人惜春之意,即充溢于字里行间,读之尤觉妙趣横生。
《泛海》这首诗意态潇洒,有一股正义的豪情,表达了王阳明淡然世间荣辱的洒然心态。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思想家和教育家,由他主张的“心学”和开创的阳明学派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阳明的学说打破了当时理学家们对于“人”的钳制,解放了一大批人的心灵世界,渐渐成为思想界的一种风尚。
诗歌头两句“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原”说明人世一切的艰难挫折,诗人原本就不放在心中,万物的变化只不过如同浮云掠过太空一样,在心中留不下任何痕迹。尽管这海上风云变色、巨浪滔天,只要我心不为所动,这大浪又算得了什么?这两句诗,充分表现了王守仁坚毅无畏的品质,同时也反映了王守仁的哲学观:“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便自然能达到心灵的纯明境界。
在诗歌的三、四两句中,诗人更进一步地描写了自己心中此时的感受:“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说在这“静谧”而辽阔的大海上,自己就好像手拿着锡杖(高僧手持的一种法器),驾着天风,在月光下飞越“海涛三万里”,这惊涛骇浪中命悬一线的惊险航程,在诗人笔下竟成了如此富有诗意的一次旅行。说到“静”字,还有一个故事:唐代禅宗高僧惠能有一次听两人辩论说风幡动,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惠能却说,都不是,是你们的心在动。王守仁的“心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从《泛海》的创作背景看,《泛海》这首诗体现了诗人洒脱的心胸和强烈的自信,以及诗歌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哲理。章太炎评价王阳明心学时曾说过四个字“自尊无畏”,这四字从《泛海》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灵筵,即供奉亡灵的几筵。《梁书·止足传·顾宪之》:“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终制》:“灵筵勿设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 王利器 集解:“灵筵,供亡灵之几筵,后人又谓之灵牀,或曰仪牀。”
李后主十八岁时,纳绝代佳人、多艺才女昭惠为后,其婚姻之美满,伉俪之情深,才子佳人之意切,都是令人艳羡的。然而这对多愁善感的伴侣,在夫妻生活之外,却也有着因时移世变、国祚日衰而带来的诸多不顺心之事,当然也就难免“共憔悴”了。而尤其是年值“壮岁”,按常理,夫妻俩正当精力充沛,正该琴瑟调和,相依相傍,谁知竟疫从天降,绝症袭来,无情地夺走了与自己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的“婵娟”。“壮岁失婵娟”,中年丧偶,已是人生的大不幸,更何况所失的又是自己十分倾心的可人爱妻呢!接下来,“汗手遗香渍,痕眉染紫烟”,则是由昭惠皇后的遗物——眼前灵筵上的手巾触发哀感。凝神细看,巾上还留有爱妻生时轻抹香靥的“香渍”,细描眉黛的烟痕。可目下是“香渍”犹在,烟痕尚存,而“婵娟”已失,这就更令人不能不倍增切腹之痛了。全诗至此煞笔,余哀不尽。
这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民歌。写夫妻远别,借描写一对白鹄顾恋不舍的别离情景,抒发了患难夫妻被迫分离缠绵哀伤的情态。诗中的夫妻感情甚笃,丈夫不忍别妻远行而又不得不离别,当是为生活所迫或外出服役。全诗分“正曲”和“趋”两段,运用比兴手法,以哀怨缠绵的笔调,状雄鸟之情深义重,感人肺腑。
诗的前段以雄鹄的口吻,是魏晋大曲歌辞的主曲,也称正曲。后段以雌鹄口吻,是魏晋大曲中的趋。最后是大曲的乱。魏晋大曲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四段式,即“艳—曲—趋—乱”的组合式。“艳”指的是楚歌,当时人有“荆艳楚舞”之说;“曲”指的是清商三调曲,它的音乐素材来自流行于中原的汉代相和歌;“趋”指的是吴歌,当时吴地歌曲便称为“吴趋”;“乱”也是楚歌,《楚辞》中已常用“乱”来作为卒章之节。在这个四段式中,曲辞是主体部份。或者说,魏晋大曲是以流传于中原的相和歌为核心,以之结合来自南方的艳、趋、乱而形成的。曲前应有艳,是一支楚地风格的器乐曲,无歌辞。
这首诗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表演性、音乐性和民间性,其艺术风格其实就是这些特征的体现。例如:这篇诗歌的前四解用一种比兴手法,很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被迫弃妻的男子的形象;后一解则用展示内心感情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女子思念亲人、渴望团聚的悲哀。两种表现手法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相配合,收到了相互映衬、相互对比的良好效果。这同诗歌的组合方式——前四首来自中原相和歌,后一首来自吴地歌曲——是分不开的。又如:诗歌中用“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形象描写,暗示了并翼齐飞的美好生活,由此反衬出雌雄离散时的凄凉;又用“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吾欲负汝去”的排比手法,很有力地渲染了雌雄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些表现方法,则是由于歌辞同民歌的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总之,尽管全诗杂采了多种民歌作品,里面有拼凑的痕迹,但由于它服从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主题,并由于它按表演需要造成了由聚而分、由男而女这样的情节变换,读者仍然可以从诗篇中得到一个整体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在一些非音乐的作品中反而是难以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