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去过上海豫园的游客,都知道进入园门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叫三穗堂,但对那里面高高悬挂着的一块匾额上写着的“灵台经始”四字,却没多少人懂得其含义。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必然要说到《大雅·灵台》这一篇。
《毛诗序》说:“《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似乎是借百姓为周王建造灵台、辟廱来说明文王有德使人民乐于归附。其实,《孟子·梁惠王》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已将《灵台》的诗旨解说得很清楚。自然这是从当时作者的一面来说,如果从今天读者的一面来说,会同意这样的题解:“这是一首记述周文王建成灵台和游赏奏乐的诗。”(程俊英《诗经译注》)
此篇共四章,第一、二两章章六句,第三、四两章章四句。(按:毛诗分五章,章四句,不甚合理,兹从鲁诗)第一章写建造灵台。灵台自然是台,但究竟是什么台,今所流行的各家注译本中多不作解释。按郑玄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陈子展《诗经直解》也说:“据孔疏,此灵台似是以观天文之雏型天文台,非以观四时施化之时台(气象台),亦非以观鸟兽鱼鳖之囿台(囿中看台)也。”这一章通过“经之”、“营之”、“攻之”、“成之”连用动词带同一代词宾语的句式,使得文气很连贯紧凑,显示出百姓乐于为王效命的热情,一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民情踊跃,于兴作自见之。”而第五句“经始勿亟”与第一句“经始灵台”在章内也形成呼应之势。
第二章写灵囿、灵沼。“翯翯”,鲁诗作“皜皜”,即“皓皓”。此处文句似倒乙,“白鸟翯翯”一句似应在“於牣鱼跃”一句之后。因为第一,“白鸟”有人说是白鹭,有人说是白鹤,总之是水鸟,不应该在“王在灵沼”句领出对池沼中动物的描写之前出现。第二,孙鑛说:“鹿善惊,今乃伏;鱼沉水,今乃跃,总是形容其自得不畏人之意。”(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姚际恒也说:“鹿本骇而伏,鱼本潜而跃,皆言其自得而无畏人之意,写物理入妙。”(《诗经通论》)这表明鹿伏与鱼跃应是对称的,则“於牣鱼跃”一句当为此章的第五句。第三,“麀鹿濯濯”与“白鸟翯翯”两句都有叠字形容词,既然“麀鹿濯濯”(有叠字词)句由“王在灵囿”句引出,则“白鸟翯翯”句须由“王在灵沼”句领起,且当与“麀鹿濯濯”句位置相对应,这样章句结构才匀称均衡。(这样的解释从文词上说较合语义逻辑,然在叶韵上似亦有不圆通之处,而且上古诗文写于人类语言文字发展史的早期,体格并不像后世那么纯熟,句式错杂不齐,也是常事,因此,此见解未必正确,仅供参考而已)但不管有无倒乙,此章写鹿、写鸟、写鱼,都简洁生动,充满活力,不亚于《国风》、《小雅》中的名篇。
第三章、第四章写辟廱。辟廱,一般也可写作辟雍。毛传解为“水旋丘如璧”,“以节观者”;郑笺解为“筑土雝(壅)水之外,圆如璧,四方来观者均也”。戴震《毛郑诗考证》则说:“此诗灵台、灵沼、灵囿与辟廱连称,抑亦文王之离宫乎?闲燕则游止肄乐于此,不必以为太学,于诗辞前后尤协矣。”按验文本,释“辟廱”(即“辟雍”)为君主游憩赏乐的离宫较释之为学校可信,当从戴说。离宫辟雍那儿又有什么燕游之乐呢?取代观赏鹿鸟鱼儿之野趣的,是聆听钟鼓音乐之兴味。连用四个“於”字表示感叹赞美之意,特别引人注目。而第三章后两句与第四章前两句的完全重复,实是顶针修辞格的特例,将那种游乐的欢快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
说到这里,可以回到开头的话题,揭开“灵台经始”匾额为什么会出现在豫园三穗堂之谜。既然《灵台》一诗写了园林游赏,那么“灵台”一词就与园林结下了缘,所以豫园中也就有了这块匾额。由此也可见《诗经》对后世的巨大文化影响。
这首民谣写的是一个被人称为“神鸡童”的长安小儿贾昌的奇遇,但讽刺的对象则显然不光是贾昌。他毕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正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样,是愤激之词,也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心理的写照。 “白罗绣衫随软舆”一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原来当今皇帝就爱斗鸡走马,所以“神鸡童”也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唐诗中讽刺皇帝的诗篇不少,或则托言异代,或则咏物寄怀,大都辞旨微婉。象这样大胆直率,用辛辣的语言嘲笑当朝皇帝的,在文人诗里是很难见到的,只有民谣能作此快人快语。
全诗描绘了两个场面,一是贾昌随驾东巡,一是奉父柩西归雍州。第一个场面:“白罗绣衫随软舆。”在戒备森严、紧张肃穆的气氛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穿着华美的白罗绣花衫,带着三百只喔喔啼鸣的红冠大公鸡,紧紧跟随在皇帝威严华贵的软舆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行,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观。唐玄宗此行是去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夸示他“奉天承命”、治国治民的丰功伟业,带上这么一支不伦不类的特殊仪仗队,真是滑稽透顶,荒唐至极。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开元十三年,(贾昌)笼鸡三百,从封东岳。”并没有说他紧跟在“软舆”后面,而诗中运用近乎漫画的手法,将这一史实作了艺术的夸张,形象鲜明,主题突出。
第二个场面:“差夫持道挽丧车。”贾昌的父亲贾忠是唐玄宗的一名卫士,随扈死在泰山下。“父以子贵”,沿途官吏为巴结皇帝面前的这位大红人──神鸡童贾昌,竟不惜为他兴师动众,征派民夫,沿途照料灵柩。死者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只不过是一个斗鸡小儿之父,却迫使无数劳动者为他抖威风,这场面着实令人啼笑皆非。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嘲笑、轻蔑和愤怒。
两个场面,构成了一出讽刺喜剧。剧里有一群白鼻子,主角是坐在软舆里的唐玄宗李隆基。这个喜剧形象鲜明,效果强烈,读起来,不但忍俊不禁,而且似乎听到了当时老百姓嬉笑怒骂的声音。这就是此诗的艺术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