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为题材的好诗不少,并且各有特点。岑参的这首五绝,表现的不是一般的节日思乡,而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表面看来写得平直朴素,实际构思精巧,情韵无限,是一首言简意深、耐人寻味的抒情佳作。
首句“登高”二字就紧扣题目中的“九日”,点明了诗文写作的时间。劈头一个“强”字,是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体现,表现了诗人在战乱中的凄清景况。“登高去”,还见出逢场作戏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强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表现出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情绪。重阳节大家都喜欢登高,而诗人却说勉强想去登高,透着些凄凉之意,不知这是为何。结合题目“思长安故园”来看,诗人是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情绪。岑参是南阳人,但久居长安,故称长安为“故园”。但长安不仅是故园,更是国家的都城,而它竟被安、史乱军所占领。在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诗人就很难有心思去过重阳节,去登高胜赏了。典型的环境,使诗人登高时的心情愈趋复杂:既思故园,更思帝都,既伤心,更感慨,两种感情交汇撞击着他的心房。
“无人送酒来”句化用陶渊明的典故。既是“登高”,诗人自然联想到饮酒、赏菊。据《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渊明有一次过重阳节,没有酒喝,就在宅边的菊花丛中独自闷坐了很久。后来正好王弘送酒来了,才醉饮而归。此句承前句而来,衔接自然,写得明白如话,虽然巧用典故,却无矫揉造作之感,使人不觉是用典,达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邢邵语),所以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和猜测:不知造成“无人送酒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虽然也想勉强地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可是在战乱中,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来送酒助兴,共度佳节。所以,“无人送酒来”句,实际上是在写旅况的凄凉萧瑟,无酒可饮,更无菊可赏,暗寓着题中“行军”的特定环境。
“遥怜故园菊”句开头一个“遥”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园长安相隔之远,而更见思乡之切。作者写思乡,没有泛泛地笼统地写,而是特别强调思念、怜惜长安故园的菊花。这样写,不仅以个别代表一般,以“故园菊”代表整个故园长安,显得形象鲜明,具体可感;而且这是由登高饮酒的叙写自然发展而来的,是由上述陶渊明因无酒而闷坐菊花丛中的典故引出的联想,具有重阳节的节日特色,仍贴题目中的“九日”,又点出“长安故园”,可以说是切时切地,紧扣诗题。
诗写到这里为止,还显得比较平淡,然而这样写,却是为了逼出关键的最后一句。这句承接前句,是一种想象之辞。本来,对故园菊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诗人别的不写,只是设想它“应傍战场开”,这样的想象扣住诗题中的“行军”二字,结合安史之乱和长安被陷的时代特点,写得新巧自然,真实形象,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幅鲜明的战乱图:长安城中战火纷飞,血染天街,断墙残壁间,一丛丛菊花依然寂寞地开放着。此处的想象之辞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惜花和思乡,而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对早日平定安史之乱的渴望。这一结句用的是叙述语言,朴实无华,但是寓巧于朴,余意深长,耐人咀嚼,顿使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出现了一个飞跃。
本首诗是组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劈空而来,似大潮奔涌,似火山爆发,骇人心目。单看“白发三千丈”一句,真叫人无法理解:白发怎么能有“三千丈”呢?读到下句“缘愁似个长”,豁然明白,原来“三千丈”的白发是因愁而生,因愁而长。愁生白发,人所共晓,而长达三千丈,该有多少深重的愁思。十个字的千钧重量落在一个“愁”字上。以此写愁,匪夷所思。奇想出奇句,不能不使人惊叹诗人的气魄和笔力。古典诗歌里写愁的取譬很多。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按:当作“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白独辟蹊径,以“白发三千丈”之长喻愁之深之重。人们不但不会因“三千丈”的无理而见怪诗人,相反会由衷赞赏这出乎常情而又入于人心的奇句,而且感到诗人的长叹疾呼实堪同情。
人看到自己头上生了白发以及白发的长短,是因为照镜而知。首二句暗藏照镜,三四句就明白写出:“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霜色白,以代指白发,似重复又非重复,它并具忧伤憔悴的感情色彩,不是白发的“白”字所能兼带。上句的“不知”,不是真不知,不是因“不知”而发出“何处”之问。这两句不是问语,而是愤激语,痛切语。诗眼就在下句的一个“得”字上。如此浓愁,从何而“得”?“得”字直贯到诗人半生中所受到的排挤压抑;所志不遂,因此而愁生白发,鬓染秋霜,亲历亲感,何由不知!李白有“奋其志能,愿为辅弼”的雄心,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均见《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尽管屡遭挫折,未能实现,但他的志向绐终不泯。写这首诗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壮志未酬,人已衰老,不能不倍加痛苦。所以揽镜自照,触目惊心,发生“白发三千丈”的孤吟,使天下后世识其悲愤,并以此奇想奇句流传千古,可谓善作不平鸣者了。
该文是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
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
唐玄宗时,斗鸡、舞马、歌舞、百戏等,成为宫廷不可或缺的享乐活动。玄宗晚年耽于享乐导致了“安史之乱”,唐王朝几至灭亡。王建七律《春日五门西望》,即是一首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的篇章。
“百官朝下五门西,尘起春风过御堤。”“五门”,又称午门。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墙有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等五个门,故云。“西”即诗题所云“西望”。百官自大明宫下朝,步出五门,西望则是西内之太极宫、掖庭宫和东宫。西内是玄宗游戏的重要地点之一,历史上著名的宜春院的梨园弟子就生活在西内。百官退朝,侧身西望,但见一阵阵春风,把一股股灰尘吹过御堤,使整个西内显得迷迷濛濛。“尘起春风过御堤”一句虽为写景,却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消逝的岁月无数史实已记忆不清,印象模糊。唯有玄宗的荒嬉尚历历在目。由此为下文张目。西内留下了唐王朝历代帝王的足迹,宫掖中秘闻逸事数不胜数,但最能勾起诗人回忆的却是唐玄宗。这不仅由于玄宗距诗人的时代最近,更重要的是因为玄宗是位因荒嬉几至覆国的君主。因此,颔联很自然地就从首联的望西内而过渡到对玄宗往事的追忆:“黄帕盖鞍呈了马,红罗系项斗回鸡。”马,此指舞马。舞马以黄帕覆盖其马鞍以见其珍贵。玄宗时,教坊中百戏杂耍名目繁多,诸如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等应有尽有。此外,斗鸡、舞马也特受玄宗喜爱。据载,玄宗曾驯练出舞马一百匹。这些马在表演时,站在巨榻之上,“衣以文绣,饰以珠玉”,随着音乐的节拍俯仰跳动,曲尽其妙。玄宗又好斗鸡戏,曾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门训练金毫铁距、高冠昂尾的雄鸡上千只。斗鸡比赛时,则分成若干支斗鸡队,胜者则缠以锦段。杜诗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也正指此。舞马和斗鸡,玄宗后不再时髦。两句诗,诗人别出心裁,只选取玄宗荒嬉最典型的事例,不露声色地展示出来,而让知道这段历史故事的读者,自己去充实众多未写入诗中的内容。
颔联两句是虚笔叙事,这是由“望”而产生的遐思。颈联和尾联则是实笔写景,这是“望”的真实景物,但景中有情,是借景以寄慨。不过,在具体表现上却又不同,互有差异。
颈联“馆松枝重墙头出,御柳条长水面齐”,作今昔纵向对比,不过不是事与事对比,而是以今之物同昔之事对比。“馆”,当指建于西内之宏文馆。在春风的拂动下,馆松茂密,御柳堆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馆松御柳,曾作为玄宗享乐的见证者而存在,可现在,郁郁葱葱的馆松御柳,同转瞬即逝的玄宗的荒嬉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当然要激起诗人心中对今昔盛衰的强烈慨叹。只不过这种慨叹,并非是出自疾呼呐喊,而是寓之以景罢了。岑参《山房春事》诗云:“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以“无情”“无知”的庭树之花,来透露其对梁园萧索的无限伤心之情。“唯有教坊南草绿,古苔阴地冷凄凄。”“教坊”,当指建于西内之宜春院。宜春院已不再是歌舞繁华之地,其南,则荒草古苔,一派阴暗凄冷之象。诗中“阴”和“冷凄凄”数字,既是写实的景语,又饱蘸着作者抚今追昔的伤痛之情,将实景和心境融合为一。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