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即景抒情,抒发了对兄弟之间长期不得相见的深深感慨和对弟弟的深切怀念,下片追忆从前,希望能有机会到京城与弟弟见上一面,并想象兄弟相会汴京的欢悦情景。
第一句就说“清颍东流”,很符合他这种“、喜临水”的爱好。当时京师与颍州之间的交通,大都靠走水道。苏辙在京师任职,如果来颍州,无疑也将是泛颍水,所以说“愁目断,孤帆明灭”。“孤帆明灭”极见盼望之切。由盼望兄弟远来相聚,从而联想到自己的宦游无根,相隔千山万水,写得非常平实。
“孤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苏轼与苏辙从小一同读书,形影不离。成年之后,不得已而分手仕宦四方,分手前,曾有感于韦应物的“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诗句,相约以后早退,共享闲居之乐。苏轼任凤翔幕府时,临别赠苏辙诗曰:“夜雨何时听萧瑟。这两句充满了对官场的厌倦和对兄弟的思念之情,意境清幽而浪漫,从中可见词人内心深处的高情雅致。另外,这两句是一贯而下的,“孤负”二字一直贯到底,也照顾了上文。正因为自己宦游天涯,相隔着万重千叠的白水青山,望断孤帆明灭也终于不能相见,才辜负了当年林下归隐之约,不能对床同眠,共听萧瑟夜雨。所以上片结尾便归结为聚少离多之恨,由长恨而不觉满头白发了。
这首词上片正面写系念之情,没有具体的细节描写,全是写实。而下片的“尊酒”晤谈,把臂“相看”,以至同“觅残春”,则全由具体细节编织而成,却又全是写的梦境。一半抒情,一半写实,抒情全是实情,写实却是梦境,构成了这首词的特别章法。古典诗词中写梦境的名篇很多,但大都有入梦出梦的描写,交代得很清楚,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甚至标题中都标明是梦。但这首词写梦境,却始终未加点破。换头以后,突兀而来,仿佛苏辙真的来到了黄河之侧,怀酒清话,无限缠绵。表面上看起来不知所云,但往细处看,原来这是在写梦。
梦中兄弟相见,共饮于黄河之侧,畅谈往事,互看容颜,大有杜甫《羌村三首》“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意。但杜甫是把实境写得如梦,而东坡这里,却是把梦写得如同实境。“衣上”两句,上句是未见时相思之深,下句是写既见时衷心之喜。“添黄色”出于《玉管照神书》,这是一部谈命相术数的书,而苏轼晚年多读道书,诗词中也往往掺杂道家辞语,这里的“眉间喜气”云云即为一例。这两句一写衣上,一写眉间,充分写出了亲人相见之喜。而衣上的“旧痕”正反衬出眉间“喜气”之重,是写得浓墨重彩,非常感动人的。
这首词的下片写梦境,入梦时既未说破,到结尾也不写出梦,更不点明。只由梦中相见的喜气重重而回顾上片的辜负林下,“便”字轻轻一逗,用得很好。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辜负了当年的林下之约,现在居然在不自觉其为梦的梦境中相见了,当然要领略林下之约的情趣。于是便相携游赏,在故园的池台之上寻觅尚可追踪的“残春”。“春”而曰“残”,也很切合东坡暮年的心境。“便”,还有即便之意,在一气重更之中仍透露出一丝凄凉的况味。池上的残春已近尾声,片片飞花如雪,即便相见相携相赏,也终究是相顾两衰翁了,词境颇为萧瑟。不过,“花如雪”到底是很美的,无多的晚境更值得珍重,萧瑟而并不衰飒。
这首词感情真挚动人,词人以兄弟的情谊为主线来写景抒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而能感人肺腑,其中也夹杂着对官场的厌倦和人生不得意的感慨,是当时作者复杂心情的真实写照。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以侍御史职多次上疏讽谏,触忤武后,不久便被诬下狱。仪凤四年(679)六月,改元调露(即调露元年),秋天,骆宾王遇赦出狱。是年冬,他即奔赴幽燕一带,侧身于军幕之中,决心报效国家。《易水送别》一诗,大约写于这一时期。
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诗的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首咏史诗。诗人在送别友人之际,发思古之幽情,表达了对古代英雄的无限仰慕,从而寄托他对现实的深刻感慨,倾吐了自己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极大苦闷。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这两句通过咏怀古事,写出了诗人送别友人的地点。此地指易水,易水源自河北易县,是战国时燕国的南界。壮士指荆轲,战国卫人,刺客。《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奉命入秦刺杀秦王,太子丹和众宾客送他到易水岸边。临别时,荆轲怒发冲冠,慷慨激昂地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后义无反顾,勇敢地启程。这位轻生重义、不畏强暴的社会下层英雄人物,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诗人骆宾王长期怀才不遇,侘傺失志,亲身遭受武氏政权的迫害,爱国之志无从施展,因而在易水送友之际,自然地联想起古代君臣际会的悲壮故事,借咏史以喻今,为下面抒写怀抱创造了环境和气氛。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两句,是怀古伤今之辞,抒发了诗人的感慨。昔时人即指荆轲。没,死亡。荆轲至秦庭,以匕首击秦王未中,被杀。这两句诗是用对句的形式,一古一今,一轻一重,一缓一急,既是咏史又是抒怀,充分肯定了古代英雄荆轲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倾诉了诗人的抱负和苦闷,表达了对友人的希望。陶渊明曾有《咏荆轲》诗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达了对荆轲的崇敬与惋惜之情。宾王此诗,同陶诗交相辉映,但在意境的创造上更为含蓄有味。“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寓意丰富,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首先,“寒”是客观的写景。此诗作于冬天,冬天北方的河水自然是寒冷的。其次,“寒”是对历史的反思。荆轲这样的古代英雄,虽然奇功不就,但也令人肃然起敬,诗人是怀着深切缅怀之情的。荆轲其人虽然早就不复存在了。可这位英雄疾恶如仇、视死如归的英风义概还在,作为历史见证的易水河还在。诗人面对着易水寒波,仿佛古代英雄所唱的悲凉激越的告别歌声还萦绕在耳边,使人凛然而产生一种奋发之情。复次,“寒”也是对现实的概括。诗人于易水岸边送别友人,不仅感到水冷气寒,而且更加觉得意冷心寒。“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咏怀)的骆宾王,有着远大志向,他愿洒满腔热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现实是“天子不见知,群公讵相识”(《夏曰游德州赠高四》),生不逢时,沉沦寂寞,诗人心中充满孤愤不平之气,如易水河一样,悠悠不尽。诗人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孤独中,只好向知心好友倾诉难酬的抱负和无尽的愤懑。诗人感怀荆轲之事,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也是将别时对友人的一种激励。
这首诗的中心在第四句,尤其是诗尾的“寒”字,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寒”字,寓情于景,以景结情,因意构象,用象显意。景和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绘,情和意,是诗人对客观对象在审美上的认识和感受。正如古人所说:“象者,出意者也。”诗人在自然对象当中,读者在艺术对象当中。发现了美的客观存在,发现了生命和人格的伟大表现,从而把这种主观的情和意,转移到客观的景和象上,给自然和艺术以生命,给客观事物赋予主观的灵魂,这就是诗歌创作和欣赏当中的“移情作用”。“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正是这种移情作用的物质符号,这是此诗创作最为成功之处。这首诗题为送别,可又没有交待所别之人和所别之事,全诗纯为咏史抒怀之作。但吟诵全诗,那种“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壮别场景如在目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咏的历史本身就是壮别,这同诗人送友在事件上是相同的。而古今送别均为易水河岸,在地点上也是相同的。易水跨越古今,诗歌超越了时空,全诗融为一体。一古一今,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同时交待,最后统一在“今日水犹寒”的“寒”字上,诗的构思是极为巧妙的。
这首诗以强烈深沉的感情,含蓄精炼的手法,摆脱了初唐委靡纤弱的诗风影响,标志着唐代五言绝句的成熟,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拓了道路。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