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
这篇散文是作者向好友施从事描绘了故彰县附近的山景。文章首先总写勾勒全景，然后分镜头描绘山中的飞鸟归林和猿猴企水之景，春秋季节以及雨中之景，展现了山中变幻多姿的景象，流露出对美好的大自然的爱慕。全文寥寥数笔而极富情趣。
大然对于人类永远具有无比博大的内蕴，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了无尽的物质宝藏，也得到了刚柔并济的精神抚慰。人类如果离开了自然，那么它的生存是无法想象的。既然人类与自然有着如此不可隔离的关系，所以对自然也充满了各种感情，当人们以审美的眼光去观照自然时，自然就会展示出无限的魅力。由此人们创作出了不胜计数的文学作品来表现和赞美自然，南朝梁吴均给友人的这封小简，就是一篇出色的山水礼赞。
这篇小品描写了浙江故彰县附近的山景，寥寥数笔而极富情趣。这座青山“绝壁千尺，孤峰入汉；绿嶂百重，清川万转”，整个画面体现出刚健和秀丽相结合的美，实足令人陶醉。“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作者在这里描写了飞鸟归林和猿猴企水这两个动景，它们的存在和活动给山水增添了蓬勃的活力。
“秋露为霜，春罗被径”，秋天和春天各有山景，无论是秋天还是春天，所显示的山景都带来一种以赏心悦目的享受。如果说上面的景色都有一种晴朗之美，那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两句就是借《诗经》中的名句来点染风雨中的山水，这时的山水别具一种略显伤感的韵味。其实，山水本身是无情之物，也无所谓美感，只是有了人的介入，才产生了情愫与美感，这是人与自然相沟通后所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可以从自然中得到启示和慰藉。
结尾两句说“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在清纯奇丽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忧愁苦累都会被洗涤一清，陶冶了性情，舒展了心胸。尤其当终日为俗务杂念所缠绕时，一旦面对自然的山水，就更能感受到心灵的净化。难怪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摆脱了污浊的官场的羁绊而回归田园时会产生由衷的愉悦，并发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的感叹。
古人常借咏柳以赋别，这首诗也没有脱离离情的旧旨，但构思新颖，想象奇特而又切合情景。
诗的一、二句，寥寥几笔，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古堤春柳图。古堤两旁，垂柳成行，晴光照耀，通体苍翠，蓊蓊郁郁，袅袅婷婷，远远望去，恰似一缕缕烟霞在飘舞。“袅袅”、“青青”，连用两个叠字，一写江边柳的轻柔婀娜之态，一写其葱茏苍翠的颜色，洗炼而鲜明。前人多以“翠柳如烟”、“杨柳含烟”、“含烟惹雾”等来形容柳的轻盈和春的秾丽，这里径直用“一树烟”来称呼柳树，想象奇特，造语新颖。只此三字，便勾出了柳条婆娑袅娜之状，烘托出春光的绮丽明媚，并为下面写离情作了反衬。
三、四两句直接写离情。咏柳惜别，诗人们一般都从折枝相赠上着想，如“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白居易《忆江柳》）等等。雍裕之却不屑作这种别人用过的诗句，而从折枝上翻出新意。“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这一方面是想得奇，说出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语句，把惜别这种抽象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深刻而不一般化；同时，这种想象又是很自然的，切合江边柳这一特定情景。大江中，船只来往如梭；堤岸上，烟柳丝丝弄碧；柳荫下画船待发，枝枝柔条正拂在那行舟上。景以情合，情因景生，此时此刻，萌发出“系郎船”的天真幻想，合情合理，自然可信。这里没有一个“别”字“愁”字，但痴情到要用柳条儿系住郎船，则离愁之重，别恨之深，已经不言而喻了。这里也没有一个“江”字、“柳”字，而江边柳“远映征帆近拂堤”（温庭筠《杨柳枝》）的独特形象，也是鲜明如画。至此，“古堤边”三字才有了着落，全诗也浑然一体了。
中唐戴叔伦写过一首《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由“丝”而联想到“织”，颇为新颖，但后两句却未能由此加以生发，而落入了窠臼；它没有写出堤上柳与别处柳的不同之处，如果把题目换成路边柳、楼头柳也一样适用。其原因在于诗人的描写，脱离了彼时彼地的特定情境。两相比较，雍裕之的这首《江边柳》匠心独运、高出一筹。
这是一首讽刺诗，讽刺的对象是东鲁（今山东）的儒生。鲁地有儒者虽皓首穷经，却死守章句，不懂经邦治国之策。李白自视有“经济之才”、“王霸大略”，或曾受到某“鲁儒”的轻视和嘲笑，故以此诗反讥之。
开头四句说，那些白发苍苍的“鲁叟”们，言必称“五经”，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将《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儒家圣贤之书的章句背得滚瓜烂熟，学问可算是很大了。但是，假如向他们请教一下经国济世的方略，就如坠烟雾，茫然不知所对。这里将鲁儒的精通经书和不谙时务相对比，揭示了他们的无能本质。
然而，标志着儒生身分的仪容却是丝毫马虎不得的。诗人接着以漫画笔法，活灵活现地描摹了鲁儒们迂腐可笑的举止：他们脚下穿着文饰考究的远游履，头上戴着平整端重的方山巾，不慌不忙，很有风度地上了大路，宽大的襟袖拖在地上，步子还未迈动，先扬起了一片尘土。鲁儒们故做庄严的神态与其实际上给人的滑稽感构成的对比，产生出一种喜剧效果；同时，鲁儒们外表的矜持与其内里的无能构成的对比，又更加突现了他们的迂阔。
诗末六句，是诗人对鲁儒的评论，并且将自己摆进去与鲁儒加以对比，在这种对比中表达自己的积极用世思想。诗中采用了以古喻今的写法：当年秦始皇曾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天下的《诗》《书》等儒家之书，谁敢违抗，就施以黥刑，并被罚去筑城。当时，那些褒衣博带的儒生确是吃了苦头。李白对鲁儒们说：正像秦代那些儒生们的可悲遭遇一样，你们这些人断然得不到朝廷的器重；我虽然也崇奉儒学，但却要效法叔孙通，干一番辅弼朝廷的事业，绝不与你们为伍。你们既然对时务一窍不通，那么，就请回到老家的汶水边上种田去吧！结尾二句的嘲讽是极其辛辣的，令人如见鲁儒们的窘态，和李白飞扬跋扈的神情，也感受到了他的宏伟理想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这首诗通过写二人一同出游，一起饮酒，畅谈至深夜的经历，写出作者对元稹的欣赏之情，以及对他们友谊的珍惜之情。诗句短小精悍，情真意切。
从这首诗可以见出，诗人在长安做官的这几年，在交友方面是有教训的，他曾真诚地想结交一些年相若道相近的同辈人，但在政治的风浪中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节操，也曾为了事业、前途而去攀附过一些达官贵人，但人家时不时地给脸色看。正是在诗人处于交友的怪圈时，元稹出现了。
元稹是白居易最好的朋友之一，二人同登科，同署官，又有同样的文学观念，他们共同倡导了中唐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史称“元白”，是彼此一生的知己。这首诗写的就是作者与元稹的友情。唐诗中吟咏友情的诗很多，此诗当属其中佳作之一，诗中所谓“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的生活情状，是二人交游生活的生动描绘。只有相知甚深的朋友，才能如此不拘俗礼。这样的生活大有出世之感，充满了一种士大夫式的理想情致。在这样的描写之后，篇末突然一个简括的收笔，点出了二人友谊的实质：“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只有知心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这当是亘古不变的交友之道。
“有节秋竹竿”是全诗的主旨。元稹在后来的和诗中，也拈出此句着笔。这是元白彼此对“孤且直”的赞许，也是元白为人处世做官的原则，足以说明元白的相同志趣及其在当时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