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一身，携粮负薪。道长食尽，苦口焦唇。”《善哉行》古辞首二句云：“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初看李白诗似也是套语；其实不然。“携粮负薪”，即《赠崔司户文昆季》所云“惟昔不自媒，担西入秦。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匠”的“担”。李白把被召入京一事看得很重，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不无自得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到了长安，待诏翰林，弄臣般的地位，高力士辈的忌恨，同列的谤伤，种种严酷的现实使他从“愿为辅弼”的幻梦中清醒过来，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他却觉得太漫长了，“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此诗“苦口焦唇”反映了诗人当时彷徨、怅惘和困窘之态。最后，他是非离开朝廷不可了。
但是，谤伤和挫折并没能磨损诗人的锐气，也没能改变诗人豪迈傲岸的性格。他说：“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又说：“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答杜秀才饱松山见赠》）。他的朋友任华描绘诗人离开长安的情形道：“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杂言寄李白》）。根据这些载述，可推测“今日醉饱，乐过千金”写的是辞阙为放臣时的达观之状。“仙人相存”至“金丹满握”八句，表面上写从仙人求长生术，实则用游仙的形式表现对人间污浊世界的轻蔑和不满。和人间社会相比，神仙世界没有倾轧，没有谤伤，自由自在。诗中写道，马上有仙人前来存问，劝诱他远学。他随着仙人，一下凌海而至仙界三山，一下腾空而至名山饱岳，何其超然、悠然。不仅如此，他还乘龙飞天，目瞻四野，受神药，握金丹。在太白集中，很有些关于求仙访道的作品，著名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结尾几句写道：“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看起来诗人是真信神仙，太信神仙了。其实又不尽然。他说过，服菖蒲以为可以延年的汉武帝“终归茂陵田”（《蒿山采昌蒲者》），并没有长年。他还对神仙和神仙世界有过怀疑：“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其三）；“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长歌行》）。因此，这首诗对神仙世界的颂扬，真正目的未必在于求仙长年，而在于借那个世界来否定污浊的人间世界。
“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东海，强衔一木。”这几句，联系上文，说今蒙恩而授之神药，使得长生，其德甚深，无时不思报答，但却有如精卫衔木石填海，德深而无以尽报。联系赐金放还，则还有更深的意思。上文说过，长安三年，备受排挤，诗人感到时间漫长难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召入京，毕竟是一生中难忘的一段历史，不能在那段时间及有生之年报主恩，又不能无愧。在封建社会中，士子们经济策、济世志的实现，往往与报主阙相联系，李白虽然比较清楚地看出社会现实的黑暗，但对国君仍抱有较大希望，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深报主恩，乃是“浮云蔽日”所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蝉翼九饱，以求长生。”求仙的最高境界是求道，只有求道才能视万乘如敝屣，才能真正做到养生长生。“道”，是老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指超越时空、感知难于用语言表达的一种实体，又是万物之源，所以李白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的“轩”指轩辕黄帝。“道”如此重要，就连黄帝都得师事广成子（《庄子·在宥篇》中一个“达于至道”的人物，一说即老子）以求道。《庄子·在宥篇》说，黄帝问如何治天下，广成子不答；黄帝问如何养生长生，广成子告诉他：清静无为，不把统治天下当成一回事。此诗“蝉翼九饱，以求长生”，就是黄帝听了广成子开导后所作的反映。据《易》，“九饱”为天子之位。黄帝得道，便视天子之位如蝉翼之轻，只以求长生为念。黄帝尚且如此，一个凡夫俗子更不必把世事看得过重，有勅放归，于是便“高歌大笑出关去。”“下士大笑，如苍蝇声，”李白十分痛恨那帮拨弄是非的小人，在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对他们进行痛斥，同时也表示绝不同他们同流合污；自己之所以被国君疏远，就是这些小人作祟的缘故：“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赠溧阳宋少府陟》）；“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离开长安后，他还写道：“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白璧何辜，青蝇屡前”（《雪谗诗赠友人》）。诗人受谤而离开长安，虽然大笑而去，但是随着其“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幻梦的破灭，内心则有一种难于言状的苦涩。
此诗从字面看，内容和乐府古辞似无大区别，细玩辞意，从“携粮负薪”到求仙访道，直至蔑视小人，都不无诗人傲岸不羁的形象在。海凌陆憩，乘龙握丹，轩师广成，写得旷放飘逸，彪炳陆离，神采飞扬；中间又插入蒙恩深愧，结以下士青蝇，写仙界则始终不离人间，抑郁顿挫，跌宕有势。全诗虽然寄兴深微，辞旨恍惚，但其文理脉络、主旨大略亦不是不可寻绎。
历代咏西施的诗，或将她视为以色媚主，使吴王招致亡国杀身之祸的“尤物”，或将她视为灭吴的第一功臣。这首诗却别出新意，揭露了统治者擅权负义的丑恶行径，称颂了西施的远见卓识。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被俘后，范蠡用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吴王放越王回国，并使吴王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得以灭吴，重建霸业。
首句“计已行”三字，肯定了这一策略已获成功。毫无疑问，西施在实现“霸越亡吴”的谋略方面功不可没，越国对她本该论功行赏。
第二句诗也肯定了西施的功绩，同时又故意设问启人深思：她究竟该得到何种奖赏呢？这一问，使诗显出了曲折，也在读者脑海中掀起了波澜。
第三、四两句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点了题。“西施为越苎萝村西鬻薪之女”，传说勾践携西施归越后，越王夫人暗中派人将她沉尸江底，一说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诗人更相信后说。为什么呢？“西施亦有弓藏惧”一句，可谓独具慧眼，一语破的。“亦有”与下句的“不独”互文对照，更说明在诗人看来，西施是一位聪慧过人的女子，当她牺牲自身拯救了沦亡的祖国后，必然会像范蠡一样具有先见之明，洞察越王的奸恶，也必然会怀着与范蠡 一样的“弓藏惧”作出变名易姓、浪迹江湖的抉择，以免功高震主，成为统治者权力私欲的受害者。这首诗突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女人误国的“祸水”观，史识深刻，感慨深婉，行文曲折，体现出“指事类情，又宛转如意”（赵翼）的艺术特色。
湘灵是神话中的湘水之神，屈原曾以《湘夫人》为题写过她们。这时的鲁迅，同当年的屈原有相似的悲愤心情，这时的中国也同当年楚国一样的黑暗和腐败，因此，鲁迅在这一时期写作的诗歌大多跟《离骚》同调。如《送O.E.君携兰归国》中的“椒焚桂折佳人老”，《无题》中的“花树已萧森”，此诗中的“芳荃零落”等，都可看出鲁迅对屈原的学习与借鉴。
这首诗的正面是写“秋象”，全诗都笼罩在一派秋色的肃杀的氛围中，这正是中国那时一片政治氛围的象征。首句：“昔闻湘水碧如染”，暗点一个“秋”字，但“昔”时的秋是美丽的；接着，诗人不避重，用了“今闻湘水”一语，一个“闻”字把今、昔紧紧联系起来，作了鲜明对比：富有诗情画意的“碧如染”，一变而为触目惊心的“胭脂痕”。这一巨变，不仅震惊，连作为神的湘灵也没有想到。她照常梳妆打扮，妆成临水而照，才发现湘水已经变色。“皎如皓月窥彤云”，一个“窥”字写出了湘灵惊骇的神态，她简直不敢正视那惨烈的情景。这句诗意，可能取意于刘安评《离骚》的话：“嚼然泥而不滓”。作者鲁迅在这里除了写湘灵的神貌，还在于说明：阴云不能毁损皓月的皎洁，比喻革命者的精神是摧毁不了的。“芳荃零落无余春”，比喻革命力量被摧残殆尽，社会了无生气。颈联既是湘灵皎瑟歌唱的内容，也是作者鲁迅真情实感的写照。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写道：“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中，……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上述两句诗的最切实的注释。“皎完瑶瑟人不闻”，比喻由于军阀的禁锢和封锁，人们难以知道生活中发生的悲惨事实。“太平成象盈秋门”，末句明写出“秋”字，与首句的暗点遥遥呼应。
全诗爱憎分明，对比强烈。激荡的湘水与寂寞的高丘，鲜艳的红云与漆黑的寒夜，皎美的湘灵与零落的芳荃，互相反衬，层层加深。这首诗的格调，尤其是前四句描绘和歌颂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那种明快和优美的境界，在鲁迅诗作中是比较特殊的。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这首《清平乐》，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
上阙劈头一个“别”字，领起全文，结出肠断之由，发出怀人之音。“砌下”二句，承“触目”二字而来。“砌下”即阶下：“落梅如雪”，一片洁白。白梅为梅花品种之一，花开较晚，故春已过半，犹有花俏。“如雪乱”，是说落梅之多。梅白如雪，尽为冷色，画面的冷寂，色调的愁惨，不正是寓示着人生的哀伤、离情的悲凉么？“乱”字尤语意双关。此时思绪之乱决不亚于落梅之乱。“拂了一身还满面”，亦以象征手法表达自己扫不尽的离愁。梅花越落越多，而离愁亦拂去仍来。一笔两到，于婉曲回环中见出情思。这两句，词人巧妙地将感时伤别的抽象之愁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天真纯情的艺术造型。花下久立恋恋不去，落梅如雪，一身洁白，是个深情的怀人形象，境界很高洁，拂了还满，而又洁白如雪，十分纯洁。《花间集》中就难以找到这样的词境和格调。
下阕仍承“别来”二字，加倍写出离愁。古人有雁足传书的故事。“雁来音讯无凭”是说雁来了，信没来；雁归了，而人未归。“路遥归梦难成”，从对方难成归梦说起，是深一层的写法。极写离人道途之远，欲归未能。信亦无，梦亦无，剩下的只有情天长恨了，于是逼出结尾二句：“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把怀人的情思比作远连天边的春草，正在不断地繁衍滋生。“更行”、“更远”、“还生”三外简短的词句，将复迭和层递等修辞手法交织于一句，以春草的随处生长比离恨的绵绵不尽，委婉，深沉，余思不尽。“春草”既是喻象，又是景象，更是心象。随着它的“更行列远”，向天涯之尽头，拓开了人的视野和时空的距离。人走得愈远，空间的距离拉得愈大，春草也就蔓延得更多，直至视野尽处那一片虚化了的，模糊了的空间。词人的满腔离愁别绪，也随之化入了漫漫大气，离情之深，无可言状了。这种虚实相生的手法，使形象化入漫漫时空，促人深思联想，与《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词以离愁别恨为中心，线索明晰而内蕴，上下两片浑成一体而又层层递进，感情的抒发和情绪的渲染都十分到位。作者手法自然，笔力透彻，尤其在喻象上独到而别致，使这首词具备了不同凡品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