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这两句是说，她和他初相识的时候，两颗心都希望永远如一。
往日的日子过得多么顺畅啊，那正是和他初相识的时候。夜晚幽会，她伏在他耳边悄问：天长地久，两心如一，是么？他呢，也细语相答：这个自然，两情相爱，直到百年！这甜腻腻的回答叫他白天身儿坐在织机面前，魂灵儿还在他身边。眼前就算是洁白的生“丝”，也给她念成了柔柔的情“思”，手里才捧起一匹织好的丝帛，心中就像想起和他匹配的将来......
“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丝：谐“情思”的“思”。残机：残破的织机。悟：不顺从、相逆，与“忤”意同。匹：布帛宽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这里用作双关语，暗喻二人不能称为匹配。这两句是说，任凭她怎么理齐了丝儿，这破织机就是不听操纵，始终织不成像样的匹段。
如今这些都不必提了，那薄情的人儿走了，就算想也是白搭。只有这机子最最可恨，瞧着它像是没有心眼，可怎么也会和他一样使坏？诗歌以棉丝织成布匹来比喻有情人结为佳偶。这位女子本指望两情相悦，将会有个美满的结局，没想到男子负心，留给她的是一缕织不成的乱丝，一个残缺不全的梦。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文章开篇点出主旨，即天下学问中夜间航船时的闲聊“最难对付”，有的人是“两脚书橱”，却“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接着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最后以一段僧人与士子的故事结尾。文章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轻松诙谐。
文章开篇扣题而出，由于著作题目本身的奇异新颖，这一句仍给人以突兀之感。“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学问与“夜航船”本不搭界，超出了正常思路的妙想自然有一种抓住人的力量。“最难对付”，这是作者站在学人士子的角度说的。在夜航船中，白天可观览的景物已消失在夜幕中，唯一的消遣就是闲聊了。船上的乘客大都是村夫俗子、下里巴人，他们的“学问”，都是些口头相传、烂熟胸中的“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对于这样的“知识”，读书人就相形见绌了。当读书人显得反不如村夫俗子，被人“掩口笑之”，处境便会尴尬。作者家乡更有“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一样的人，如遇上他们，恐怕读书人更得汗颜了。于是，令人信服地相信开篇语并非危言耸听。当然，上述难对付的人并不会作学问，即便是“两脚书橱”，也“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这似乎给了读书人一线转机：不知那些姓名地理也无妨，实可不必与村夫俗子争高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之借问答形式自然一转，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将著作目的不经意道出，是张岱的高明之处。唯其不经意就愈发吸引读者加深了对“不可不记”的印象，撩起了阅读的兴趣。
在一问一答中，知识的有用与无用，舍弃什么应记什么的道理已经说透，但在解释中毕竟少了些情趣，于是乎作者最后又加了绝妙的一段，不仅在结构上与“夜航船”呼应，而且巧妙地把有用的知识不可不记的思想化解在这则诙谐风趣的故事里，令人在会心一笑中自然接受作者的主张。故事中提到的尧舜作为古史相传的圣明之君，几乎是古人读书开篇即遇的人物；澹台灭明是孔子的弟子，《论语》《史记》都提到过他，两书也是古人必读的典籍。不知道他们，这位士子已浅薄得可笑，可是他却不以为无知，反“高谈阔论”，强烈的反差更增添了喜剧成份，再看那位先是“畏慑”，“拳足而寝”，待察觉了趾高气扬的士子竟不如自己的僧人那“伸伸脚”的自信，便也就再也忍俊不禁了。至此，作者顺势把笔锋引向自己著作的命名，好像著书的意义仅仅在“勿使僧人伸脚”，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的轻松诙谐亦无吹嘘之意，但所留给读者的感受却是深刻的。显而易见，一段形象的故事，调节了整篇序言风趣幽默的文风，是张岱抓住读者取得成功的精彩之笔。
诗篇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作者鲁迅以戏谑的笔法，把麦氏描绘成乘云车的“飞仙”，突然降临，而且携着“灵童”。构成“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的奇异境界。这两句诗，描绘的是麦氏为寻丈夫，突然出现在姚蓬子家的情景。因她是从碧空突然而降的飞仙，所以所带之子，也便为“灵童”。这是取前后形象的一致性，其戏谑的因素也就由此而生。
然而主要的戏谑之笔，还在后两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后两句诗是说，麦氏为寻丈夫穆木天突然来到姚蓬子家，可怜的是这里并没有穆木天，只有姚蓬子，所以还得迎风东奔西逃再去寻找。这是诗篇的本意，但是作者却采取了夸张的写法，使之更增加一层趣味。这里的“天子”是用了《穆天子传》中驾八骏之车往昆仑山会西王母的周天子周穆王的故事。由于麦氏要寻的丈夫是“穆木天”，既同于穆王的穆字，又有“天子”的“天”字，就构成了“天子”。“可怜蓬子非天子”两个“子”字恰好相对，中间加一“非”字自然成章，又合事实，遂成自然佳句。
“逃去逃来吸北风”，解释不一，有说是写蓬子，有说是写麦氏。据锡金先生所说当时的情景，应是写麦氏。锡金说，当时的情况是，麦德广到了姚蓬子家以后，不见穆木天，盲然无措，无处投奔，于是向姚蓬子提出请求，暂住他家，一面再去寻找丈夫。但是姚蓬子没有答应，说他自己还要出去借宿，不能留人。结果麦氏只好再出去奔走，所以才有“逃去逃来吸北风”的描写。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由于诗句是概括的语言，“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顺读下去，似乎“逃去逃来”句的主语是姚蓬子，所以便生歧义。而当时姚蓬子也确有为避战火出去借宿的事。由此歧义，便又引起对“吸北风”的解释。从麦氏来说，找不到穆木天，又不能在姚蓬子家留宿，必然还要出去奔波，在“逃去逃来”之中，自然要喝风了。但从姚蓬子来说，他的外逃借宿也会喝风，况且姚蓬子又长了一对朝天的鼻孔，岂不更要吸风。而从事件本身和整个诗意来看，主要写的是麦德广。诗篇从开始的“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到最后的“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都是以麦氏为主体。诗题虽然是《赠蓬子》，但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却不是姚蓬子。诗的第三句出现“蓬子”二字；在于说明此地只有蓬子，没有天子，而不是去直接写“蓬子”。因而最后“逃去逃来”句，也就与“蓬子”没有关系。
这首诗虽为戏谑，却反映出“一·二八”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生活波荡。围绕这个事件，表现出上海闸北地区的惶乱和不安。
前两句点化引用了唐代诗人孟郊《送淡公》（之三）“独迷舞短蓑”诗意，写了渔父狂饮烂醉而忘形的神态。“渔父醉，蓑衣舞”，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渔父狂饮烂醉以致神魂颠倒、身不由己的诙谐状态。“蓑衣舞”三字逼真传神，渔父醉后那踉踉跄跄的行走模样跃然纸上，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醉里却寻归路”，进一步渲染了渔父醉后神不附体、欲归无路的昏沉状态。连东南西北都弄不清楚，回去的道路也找不到了，只好“轻舟短棹任斜横”。
作者曾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游赤壁湖时，也狂饮烂醉过，结果是“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赤壁赋》）。此词里渔父的狂饮烂醉，其结果比作者游赤壁时的境况好不了多少，同样会是“肴核既尽，杯盘狼藉”。所不同的是：相与枕藉乎家中，“醉后不知何处？”最后两句为点题之笔，反映了渔父那种狂放不羁、自由自在的恬淡生活心态。
第二首词先描写，后叙述，描写与叙述融会运用，集中渲染了渔父“醉”后百事皆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词隐含了道家崇尚自然、清净无为的思想，反映了词人随缘放旷、任天而动的达观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