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离愁别恨，也是一个亘古常新的主题。但在写法上却各有不同，因而词的艺术感染力也就各异。严仁的这首词，以借景抒情取胜。

　　“一曲危弦断客肠”。写楼上别筵情景：宴席将散，一曲哀弦，愁肠欲断。万种愁情，借琴曲传出，令人魄荡魂销。首句便给通篇定下了基调，接着，作者又将笔对准到河桥附近的帆船上：人已进船，船舵和桅、“一转”，包含几许离愁别恨！这一句由将别而即别，词意推进一层，惜别的气氛更为浓厚。“江心”句由即别转到方别。帆随云动，写出了似为云所“带”的主观感觉。“楼上”一句，从对方着笔，终于拈出一个“泪”字来，把抒情气氛推上了高峰。

　　以上两句互为对偶，各写一方，将惜别之情，写得深挚感人。

　　下片直接抒写离情别意。头两句仍为写景。碧草芳美，岸柳才芽，青春作别，倍觉魂销。正是“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两句以美好的春景，反衬惜别之情。“载将”一句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离恨”写得具体而有分量。结拍二句改设问为肯定语气，是全词一气写分别至此必然的感情蕴积。以悠悠不尽的东流江水，喻绵绵不断的离别愁情，使主题进一步深化，令人回味不绝。

　　作者在上片借景抒情，层次分明，步步推进，虽不点破，却蕴蓄着浓厚的惜别之情，是融情于景的典范。下片惜别之情滔滔而出，亲切可感，表现出作者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首句以杏花之芳美点明时节，也暗逗思妇致梦之因。春物这样芳美，独处闺中的少妇，不禁思绪牵萦而梦魂颠倒。这句写物色极为清丽。“香”和“雪”形容杏花的气色，着一“团”字，则花朵丛集的繁密景象宛然。再于前面着上“含露”二字，赋予“香雪”以更清鲜的生气，使人感到春物的芳妍。这句也表明时间是夜晚，如果说“含露”也可说是早晨景象，杏花如雪则定是夜间。韩愈《杏花》诗“杏花两株能白红”方世举注：“杏花初放，红后渐白。”其红者入夜暗不可见，白者得月色照映而愈显。证以杨万里诗“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一生不多退之诗”，确是如此。

　　次句写主人公的梦中情节。“绿杨陌”是绿杨夹立两旁的大道，这是梦中的离别之地。“多”字极妙，因别事萦心，故频见梦中，着一“多”字，以见伊人梦魂之颠倒零乱。

　　“杏花”两句亦似梦境，而吾友仍不谓然，举“含露”为证，其言殊谛。夫入梦固在中夜，而其梦境何妨白日哉！然在前章则曰：“雁飞残月天。”此章则曰：“含露团香雪。”均取残更清多之景，又何说耶？故首两句只是从远处泛写，与前谓“江上”两句忽然宕开同，其关合本题，均在有意无意之间，若以为上文或下文有一“梦”字，即谓指此而言，未免黑漆了断纹琴也。以作者其他《菩萨蛮》观之，历历可证。除上所举“翠翘”“宝函”两则外，又如“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殆较此尤奇特也。更有一首，其上片与此相似，全引如下：“牡丹花谢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月。相忆梦难成，背窗灯半明。”一样的讲起梦来，既可以说牡丹，为什么不可以说杏花？既可以说院中杨柳，为什么不可以说陌上杨柳呢？吾友更曰：“飞卿《菩萨蛮》中只‘闲梦忆金堂，满庭萱草长’，是记梦境。”

　　“灯在”二句写梦初醒时的感觉。帘内残灯尚明，帘外残月朦胧，而又闻多莺恼人，其境既迷离倘恍，而其情尤可哀。“灯在”，灯尚在也；“月胧明”，残月也；此是在下半夜偶然醒来，忽又朦胧睡去的光景。“觉来闻多莺”，方是真醒了。此两句连读，即误。 “觉来”句既点明“绿杨”句为梦境，又与首句相映，增浓春的美感。这句收束上阕，启开下阕，上阕前三句所写皆为觉前之事，下半则为觉后起来的活动情态。

　　“玉钩”二句写主人公晨起后的活动情态，与上阕末二句在时间上有一段距离。“玉钩”句晨起之象。“妆浅”句宿妆之象，即另一首所谓“卧时留薄妆”也。从“月胧明”看，主人公被多莺惊醒时天还未大明，而“褰翠幕”当在既明之后，这其间当是醒后萦思梦境，长久饮卧床榻而慵于起一身之故。“褰翠幕”即挂起翠色窗幕。“妆浅”意谓淡淡梳妆。“旧眉薄”意谓旧来画的眉已经黛色淡薄了，表明未重新画眉，活现出主人公的慵惰心情。这种情态的表现，正是由上阕描写梦别醒来的心情滋生的。

　　“春梦”句是对上句情态表现的申释，更点明“绿杨”句所写之为梦境。“关情”意谓梦中之事牵系情怀，中间连一“正”字，可想见弄妆时的凝思之状。末句突出人物形象。“蝉鬓”形容女子鬓发梳得匀薄如蝉翼。对镜妆梳，关情断梦，“轻”字无理得妙。《古今注》载：魏宫人莫琼树“制蝉鬓，缥缈如蝉，故日蝉鬓”。蝉鬓已极薄，而更日“轻”，用以形容鬓发之枯槁，即以见其人之面容憔悴。发槁容悴，绝非一夕梦思而致，当为已忍受长期相思折磨的征验，春梦离别，不过是这种生活中的一折而已。对镜而觉蝉鬓轻。正当春梦关情之际，其中心当如何难堪，然并未明言，只从人的观感略点一句，则其中蕴蓄人情，极为微婉易感。

　　这首词和作者同调其他诸作一样，通体只作客观的描写，从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及行动中体现其深刻隐微的情绪，即在景物动作上亦只作扼要的勾点。使读者从所勾点的事物中想象到丰富的境象及其中隐含的深微的人情，初读稍苦难入，既入则觉包蕴层深，体味无尽，这就是温词的“深美闳约”所在。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这一组文章，是用两篇散文画龙，又借孔孟语录点睛：速度问题，要从实际情况衡量，能快则快，须慢就慢。不能快却求快，适得其反；慢慢来，作好充分准备，倒是水到渠成。

　　这里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事态发展的趋势，把握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排除鼠目寸光的干扰，作出比较科学的预见。

　　小到二里的路程，对于成年人来说，不紧不慢二十分钟笃定走进城门。但是，渡者听到询问，还须“熟视”瘦小的书童再说：他的肩头那么嫩，他的双腿这么细，而他身边的一捆书几乎齐腰，捆扎书籍的绳子又不牢靠。这就表明，在城门关上之前的有限时间里，小书僮是要完全避免摔跤的折腾的；而要避免摔跤，就须徐徐走去。看起来，速度放慢了，时间会拖长，但换来的，却是小书僮力能胜任，尤其是不出意外，这样，时间反倒赢回来了。显然，这样的考虑是渗透着快与慢的辩证思维的，却为毫无辩证观点的人所不解，甚至讥之为儿戏。

　　大到战争的胜利，也不可躁急从事，而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才能争取得到。夏后相在失败以后，不是不服气，最好明天再战，拿出颜色给对方看看，而是分析原因，找到根子，艰苦奋斗，战胜自己。在他看来，这次失败，既然不是我方的外因(地不浅，民不寡)使然，那么，就是我方的内因所致，具体地说，就是“吾德薄而教不善”决定了的。——显然，这是深切反思和深刻探讨以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他日后力求改正的几个方面想见此前的所作所为：一是无视玩物丧志，表现在贪图享受，纵情娱乐，讲究修饰；二是漠视道德规范，表现在待人不讲礼貌，用人不讲贤能。——如此气氛弥漫在家庭内外，乃至部落国家，一旦发生战争，遭遇失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所以，甘泽之败，无异于在夏后相脸上击一猛掌，使他在清醒以后定下了“厚德善教”的长期战略，并以此作为回答躁急请战者以“不可”的坚强后盾。——这里提出“长期”二字，请问“长”到什么时候?应该说，在夏后相那里，是没有一张时间表的，总之是要长到上述各方面都拨乱反正了。有显著成效了，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压倒对方的优势了，才可一战。所以，相对于以速战求速胜的六卿来说，夏后相对胜利的期望要久远得多，他甚至很有“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味道。哪知如此专心致志于战略调整的结果，却是仅仅一周年后，有扈氏自来顺从，夏后相不战而胜。这就不能不使人信服这样一条真理：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据。

　　可惜，《小港渡者》的作者和《期年而有扈氏服》中的六卿在事情当初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周容对渡者的“熟视小奚”，感觉迟钝，对渡者的回答，愠以为戏，一意趋行，直到束断书崩，仓促之中眼看城门关闭而不得入，才在爽然自失之中感悟渡者之言近乎道，利于行，记之以诫后人。六卿好胜心切，也一定悻悻于夏后相对他们“请复之”的不以为可，直到期年以后，内部整治得体，国力强盛，前敌不战而服，才会击节长叹道：天下之不以躁急自败，反以缓国自强而胜人者，其犹是也夫，其犹是也夫！

　　人们在感叹之余，才始领悟孔孟语录并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