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表达了作者对汉隐士严子陵的崇敬之情，作品主要对为名缰利索所羁的世人作了形象的刻画。诗人承认自己挣脱不开名缰利索，同时也是不愿为名缰利索所羁。
前两句“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巨舰”指得是向往财富极力去获取财富的人。“扁舟”指通过结交认识权贵从而获取名利的人。这两句渲染追名逐利的凡夫俗子的多和繁忙。无论是为利，或者是为名，皆是一些向往钱财和权力的唯利是图的人，与隐者严子陵不为名利的高尚品德相违背，从而表现出隐者严子陵不图名利的高尚品格。
后两句“往来有婉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先生德”指严子陵不图名利，在钓台隐居的高尚品德。句中使用了“用典”的手法，引用严子陵过钓台的典故，从而突出严子陵的淡泊不仕的情操。
一二句“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对三四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起到了反衬作用，并描绘出当时社会追逐名利的现象。
全诗通过一二句和三四句的对比道出了诗人自己挣脱不开追求名利贪图钱财的社会，同时也是不愿为追求名利贪图钱财的社会所束缚，体现出诗人洁身自好，不图名利的情操。
这是一首豪气快意的小令，前两句先通过服饰、车马表明自己身居高位；接下来再正面抒发自己气吞山河的气势，以及辅佐帝王、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全曲写得气势非凡，一气贯通。
开篇两句呈现出一种华丽的贵胄之气和踌躇满志之态。“金鱼玉带罗襕扣”是从衣饰显示出其品阶，显然伯颜此时已身居高位，位列五候，甚是尊贵。他所佩戴的金鱼鱼符，所系的玉饰腰带，所穿衣服的扣子，无一不是达官贵人特有的佩饰，昭示着他们的门第身份和地位。
“皂盖朱幡列五候”，写的是其仪仗车饰，显示其位高权重。古代高官出行往往用黑色的车盖，红色的旗帜，即“皂盖朱幡”。元代并无裂地封侯之制，此处用“列五侯”来表明他身处高官显贵之列。
位高者权也重，对江山社稷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写的就是这层意思。疆域虽大，河山虽壮，却全在俺笔尖掌握。有一种站在河山之巅，俯瞰中华大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豪气。将河山之重与笔尖之轻相提并论，有举重若轻的洒脱与优游感。
“得意秋，分破帝王忧”的结句将作者的志得意满和豪气干云演绎到极致。据说作此小令之时，伯颜已率师攻破建康，与其他两路元军会师临安，南宋幼主已降。此时，正是伯颜建功立业的得意之秋。此句实际上是作者自明心志，建功立业并非是要图谋个人荣华，而是要为帝王分忧，其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的气魄令人感佩，难怪他病卒后，谥“忠武”。
这首小令朴实、飘逸，有豪迈之气，其中“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之句颇有宏大气象。前几句极言其“武”，英武和事功兼备。后面一句点题，表明其“忠”。
此诗从开元乐写起，引出了唐王朝由胜转衰、安史之祸的缘由，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战祸连年造成的悲惨现状。全诗以不见行踪的“悲愤”二字为宗，勾连各句，将跳跃幅度极大的四联诗融为一有机整体，表现出较为深厚的艺术功力。
首联“莫奏开元旧乐章，乐中歌曲断人肠。”的句意：不要再奏响那些霓裳羽衣舞和秦王破阵舞曲（虽然出现在李世民时代，但是开元时期仍在演绎），那是过去《忆昔》的回忆，想到这些，那辉煌的时代，对比此时兵荒马乱，“路有冻死骨”的惨景，真是悲从心起。
颔联“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国金车十里香。”写两处场景的不同比较，王室后孙却遭遇软禁，生不如死，在三更尚不能眠，笛声哽咽，催人泪下，而那单单一个虢国夫人的车马，就是贴金镶钻，所谓宝马香车，暗示开元时候的物质生活糜烂，更飘逸出了夫人使用的熏香。两处对比烘托出唐朝政治失利者的悲哀和当朝者和宠臣们的逍遥。
颈联“一自犬戎生蓟北，便从征战老汾阳。”安禄山的胡人背景有《胡旋舞》为证，大概的词句为，“内有太真外禄山”。因此，说他们是蛮夷之乱也不为过。安禄山在蓟北筑城招兵买马，贮存武器钱粮，谋反叛变，汾阳王郭子仪长期征战，岁月销磨于疆场之中。
尾联“中原骏马搜求尽，沙苑年来草又芳。”最后一句，诗人发忧古之思，看到凄惨情景，不由叹声遽然，战事连连，中原的男儿被抓为壮丁当兵，连骏马都搜求一空；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岁月变迁，沙苑之战，以少胜多，取得胜利。但是这一切过去，意义也不过如此。老百姓死的死，亡的亡，只有这青草还在生长，其他的都转瞬即逝。
这首诗采用以小见大的写法，从开元后乐讲音乐这个题目，写出唐代兴衰的大感触来。这种以小见大，还有见微知著的作用。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在揭傒斯早年的汉、湘之游中，武昌是他居留最久、印象最深的城市。诗的首联，只交代了梦中来到黄鹤楼、鹦鹉洲这二处昔日游历之地，连用二地名，毫不修饰，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用浑厚的笔法，把景物浑然推出（还有意无意地带了一个“浑”字），这正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他深知此际绝不容精雕细刻，不然下二句便不能自然引出了。
正是站在浑朴无饰的黄鹤楼头，鹦鹉州前，才能放眼望去，全是雄浑之景。“苍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时七泽流”。巍然的苍山，鲜红的落日，武昌具有极其浑成的气象。三湘，指洞庭湖南北、湘江流域；七泽，指楚地诸湖、云梦古泽：这是武昌开阔的视野。苍山深入到三湘的大路间，落日时满了七泽的水面上：这是武昌壮阔的形势。苍山有连绵的走势，故是斜斜地蜿蜒深入；落日已贴到了地平，故是平平地四面时展：这又是非常生动的措词。更重要的是这二句一前一后，用力铢两悉称（对仗亦工力悉敌），富有均衡感；叙法全用赋体，平添了凝重感。
武昌的山川之胜既已写足，颈联便转向武昌的风土之奇。“鼓角沉雄遥动地，帆樯高下乱维舟。”武昌是长江上游战略要地，城墙高厚。当傍晚的城头鼓角声齐响之际，那深沉、雄健的馀音，真能遥传四方、撼动大地；武昌又是九省通衢、商贾云集的重镇。当傍晚人们系舟江浜之时，那千帆万樯排列得高下参差，真能令人目不暇接，眼前一片迷乱。这二句，前句的森远、后句的繁闹，在气象上都堪与山川的雄伟相符；而“遥”、“乱”而字，对于鼓声的绵绵不绝、帆樯的如林如织，都是点睛之笔，足使全句跃动生辉，也毫不逊色于上联的“斜”、“平”二字的用力。
诗的尾联，已是梦醒时分：“故人虽在多分散，独向南池看白鸥”。武昌是诗人交游广多的城市。梦到武昌而不提故人，未免对不住昔日的朋友。因此，在梦后才为故人的分散难聚发一句感叹，是很恰当、很道地的布局。白鸥在古诗中，通常是陪伴诗人隐栖故园的盟友，所以在南池上独看白鸥，也暗中点到了自己的处境。梦醒后的气象很萧条，不过，这份萧条，也正足以反衬出上文的宏大与昔日的壮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