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离情的小令。此曲，句依定格，首句不押韵。后四句押“鱼模”韵，其中“足”以入声作上声，“玉”以入声作去声。“苦”为上声，“去”为去声。北曲无入声，而上去声通押，故也无不合律全曲五句，前三句写外景，后二句由外入内，写画楼中的人。小令借景抒情，描写因离别而内心掀起的波澜，表达企盼离人早归的殷切之意。小令用语含蓄，使相思的凄苦表达得更为深沉。
开始两句写外景。从闺中人眼光望去，此时只见斜阳西下，由于春日雨多，水平堤岸。第三句继上文写景而又暗融抒情，句中“寒玉”一词是对清凉晶莹的溪水的一种比拟。如李群玉《引水行》：“一条寒玉走秋泉，引出深萝洞口烟。”曲中“寒玉”就是她见到的溪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虽也在写景，但它仿佛一面在比喻离别前生活的平静，一面在描写因离别而内心掀起的波澜。离愁别恨似乎经风吹起了，写来情景交融，不露痕迹。第四句写闺中人，但它把楼上人的一切外部表象都略去了，而是在有限的文字内集中表达她为离别而痛苦的感情。“画楼”这个不定人物更能引起想象，通过她而反映了所有闺中人对离人的共同情绪。末句表达了她最后的一点希望。楼中人与离人正天各一方，而“催归”鸟的啼声更易引起她对远方人的思念。所以她要杜宇“莫啼归去”然而，从她对“催归”鸟声的敏感，正反衬其心中盼望离人归来的殷切之意。结尾情意惨切，而用语含蓄，仔细体味，必将引起内心强烈的震动。
词采取由远而近的写法，从天空景象和季节入手。“星河明淡”二句，上句写夜空，下句写季节。上元之夜，明月正圆，故“星河”（银河）显得明淡。此时春虽至，但余寒犹存，时有反复，故春意忽深忽浅。这二句写出了元夕的自然季候特征。
“红莲”这一句转入写灯，这一句“开”字从莲花自身生出，花与灯两种意思相关，这种手法写给人以快乐的美感。
“禁街行乐”二句，写京城观灯者之众，场面之热闹。元宵夜，老百姓几乎全部走到街头，去行乐看热闹，以致于弄得到处灰尘滚滚；而仕女们的兰麝细香，却不时扑入鼻中，使人欲醉。“暗尘香拂面”句，兼从苏味道诗与周邦彦词化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云：“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周邦彦《解语花·上元》词云：“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作者把苏诗与周词意思糅为一句，这样一来加大了句子的容量，也正因如此词意的酣畅则有所逊色。“城月随人近远”句，即化自苏诗的“明月逐人来”。此时作者把视线移向天上，只见一轮城月，似多情的伴侣，“随人近远”。明月随人这种现象，常人亦有所感觉，但经作者灌入主观感情，饰以新巧之笔，便见不凡。苏东坡读到这句时曾说：“好个‘城月随人近远’！”大概就是欣赏它笔意之妙。它与上句“暗尘香拂面”结合起来，写出兼有人间天上之美的元夕之夜。上片用此句结束，使词境有所开拓、对比，确是成功的一笔。
下片又笔锋一转写灯节的热闹。而笔墨着重于描写君王的游赏。“天半鳌山”三句，旨写皇帝坐御楼上看灯。譬如《东晋梦华录》载：“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东京梦华录》“大内”一节云：“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镌楼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角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皇帝坐楼上看到，鳌山上千万盏的彩灯，璀璨辉煌，使他感到十分悦目赏心，故曰“光动凤楼两观”。宋代皇帝一般是垂下帘子来观灯的，例如《东京梦华录》又云：“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东风静、朱帘不卷”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有了“东风静”三字，则自然与人事相交融的境界全部体现出来了。
“玉辇将归”三句，写皇帝御驾回宫。《东京梦华录》又云：“至三鼓，楼上以小红纱灯球缘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车驾返内矣。”这时候，楼上乐队高声吹奏管弦。鼎沸乐声，仿佛从云外传来。这就是“玉辇将归，云外闻弦管”的意思。“认得宫花影转”，这句话是说臣僚跟着皇帝回去。正像《东京梦华录》“驾回仪卫”节说：“驾回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前后从驾臣僚，百司仪马，悉赐花。”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皇帝回宫时，臣僚们帽上簪着宫花，因而彩灯映照下，花影也就跟着转动了。这样写臣僚跟着归去，是很生动的。此风至南宋犹存。
观灯一事自古就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情怀温柔，将元宵盛景．化繁为简，从细微之处见盛大。写星河，写莲灯，写禁街，写尘埃，写明月：只是一些常见的事物，却写得氰氲烟生，颇有韵味。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